194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一块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即处在亚、非、欧三洲包括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中间地域。
50年代后期，毛泽东基于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和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这两件大事对世界政治产生的深刻影响，重提“中间地带”理论，并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作了新的分析。他认为，在对立的两大阵营之间，民族主义国家作为第三种力量仍有广泛的空间和旺盛的生命力；在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中间力量在观念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形态，在政治上有可能成为倾向社会主义的一支力量，或者称为社会主义的同盟军。“中间地带”理论实际上是多极世界体系的一个认识基础。
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两大阵营逐渐发生分化。一方面，由中苏分歧而导致国际共运大论战，社会主义阵营走向解体；另一方面，美国与西欧关系有明显变动，西欧经济实力的增长使其独立倾向增大。法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更加明显。1963年初，法国总统戴高乐宣布法国将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力量；1964年初，法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将这种世界性的四分五裂概括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并在60年代初提出了“第二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认为，中间地带有二部分，一部分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不久，毛泽东将第二中间地带的范围扩大到北美、大洋洲和日本。这个概念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美苏等主要大国之间的矛盾作为立论的基点，在理论上解决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同原来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一部分结成统一战线，同美苏这两个最大的国际压迫者进行对抗的现实问题。
60年代末，发生了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珍宝岛事件。受毛泽东的指示，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组成战略问题小组研究国际形势，他们指出，目前在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中，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存在着利用美苏矛盾的可能性。不久，中共中央作出决策，允许美国参议员来华，同意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
70年代初，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时，提出了关于“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战略设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连结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即“一大片”），抗衡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即美国和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亚洲（除日本外）、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
“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彻底改变了战后两极体系的观念，使世界多极化的面貌明确起来。原先“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的概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控制与反控制”、“剥削与反剥削”等等非意识形态的划分。在整个多极化世界结构中斗争与联合的根本标准，不再是抽象化的意识形态，而是维护各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