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们更多听到承接地用优惠“吸引”，但转出地确实可以通过一系列“价格管制”手段，让低效或污染企业因成本过高而“不得不走”。这些手段本质上是让环境、土地和劳动力的真实成本显性化，打破落后产业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保护伞。
具体机制和手段如下：
1. 环境价格：让“污染成本”内部化
这是最直接有效的“价格管制”。政府通过严格执法，提高企业违法排污的经济代价。提高排污费/环境税：大幅提升污染排放的收费标准，直接增加企业治污成本，挤薄利润。收紧排放标准：针对落后产业制定远高于国家最低标准的“地方标准”，迫使企业要么投入巨资升级环保设备，要么向外转移。实施“差别化”电价/水价：对环保不达标或高耗能企业，征收远高于普通工业的电价和水价，用能源价格杠杆进行调节。
2. 要素价格：取消“低成本”红利
清理掉人为压低的生产要素价格，让企业按市场价获取资源。规范工业用地出让：取消对落后产业的特殊地价优惠，或引入“亩均论英雄”机制，对低效用地征收高额土地使用税。严格执行最低工资与社保：堵住企业通过不规范用工压缩成本的漏洞。2010年后的“用工荒”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就是市场倒逼产业转移的体现。清理违规补贴：取消对低端制造业的税收返还、水电补贴等变相“输血”。
3. 综合规制：系统性提高运营成本
通过综合性园区管理或行政规制，提高企业合规成本。实施“亩均效益”综合评价：对单位产出低、税收贡献少的企业，实施差别化的资源要素价格（如A类企业优惠，D类企业惩罚性价格），系统性提高其运营成本。提高产业准入门槛：明确禁止新建或扩建某些高污染、高能耗项目，并通过年检、许可证换发等手段，限制现有企业的产能扩张。
为什么这会有效？
从经济学看，这运用了“成本-收益”原则。当政府通过上述手段，将环境外部成本、土地稀缺成本、劳动力保障成本等内部化后，落后产业的成本线就会越过其承受极限。在微利或亏损压力下，企业要么停产关闭，要么被迫向成本更低、政策更宽松的地区转移。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推力”要与承接地完善的配套和“拉力”配合，才能形成有序的产业转移，避免企业因成本过高直接外迁至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