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一幢三楼一底的楼房，由左面楼梯上去，朝南一大间连着室内阳台的，就是曾经有名流会聚的会客室，许多重大活动都是在那里举行的。室内陈设简单，朝西安放着三张沙发和长茶几，靠墙的地方还放着椅子。
从1946年7—10月间，周恩来不辞辛劳地不断往返于沪宁之间，每次到沪都住在这幢楼里。在会客室的东西面，有一间20余平方米的房间，那就是周恩来的寝室，靠东墙有一张双人床，床边是一张写字台，朝北墙角处放着一个衣帽架，上头挂着一顶呢礼帽，还有一件西服上衣。房间陈设极其简单，写字台上除了一般的文房四宝外，还有当年的一些报刊、杂志和书籍。
从底层扶梯上楼，通过一楼的过道，可以看见扶梯转弯处的墙上，悬挂着一具老式的电话机，它完成了当年周公馆的对外联络任务，现在，依然恢复了原样。二楼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卧室，在此居住过的有李维汉、齐燕铭、华岗、钱之光、陈家康、刘一宁等同志。
所谓三楼，实际上是假三层，其三间都是低矮的陋室。东面一间，一度作过周恩来的卧室，那是工作人员考虑到一楼作为活动场所，周恩来同志住那里不够安全。本想要换到二楼设备齐全的房间里，但周恩来坚决让给携带家属的同志住，自己却搬进了三楼东面的一间，表现了周恩来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优秀品质。
三楼北面一间，放着一张双人订和一张单人订，还有写字台和藤椅，那就是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以及他们孩子的住房。周恩来在1946年10月离沪返延安以后，董必武曾数度来沪领导了周公馆的工作。并以解放区救济总署主任的身份，为治理黄河和分配救济物资等问题，继续与国民党行政院的善后救济总署进行了多次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
从陈列的的一张历史照片中可以知道，“周公馆”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工作，一直进行到1947年3月5日清晨，最后的13名工作人员，按照计划全部撤离上海（在此之前三日，3月2日董必武接获南京中共代表团来电，妥善安排后于当夜离沪）。在整装待发之际，《文汇报》、《联合晚报》、等报社记者，昌着白色恐怖，不顾个人安危，怀着无限着峦之情，一齐来到周公馆送行。就在这个草坪上，在这棵大雪松前，为这13名光荣撤退的工作人员，拍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