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区域文化
对整个世界来说，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它甚至可说是东亚文化的代表。但就中国内部而言，又有不同的区域文化。除上述的少数民族文化区外，汉族文化区内部，也存在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
我们说中国的区域文化，与上述宗教文化区或民族文化区有所不同。除了顾名思义，前者是讲一定空间界线之内的文化，后者是讲以一定文化内容为依托的空间范围之外，文化区是根据文化传统在地域上的本质区别而划定的。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分布范围都可以构成文化区，比如语言、宗教、民族、经济、政治、军事、饮食文化区等等。在一个地理单元内可以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区或宗教文化区，它们的划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划分标准是不同的，区域界线是经常变动的；区域文化是形成于一定的地理单元之内的，是以一定的地域概念为基础的，首先是有了一个相对明确的地域范围，然后才有在此范围内形成系统的文化。当然，在这一空间之内形成的有一定特色的文化传统，本身也有助于对该区域空间范围的界定。
一、中国区域文化的形成
中国区域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在不同的时期，区域的范围、文化的内容等等都有很大变化。如本章第一节所述，在新石器时代，根据所发现的考古遗址，大体可以划分为黄河流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和北方（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文化区。在那时，已经奠定了后来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的基础。在植被并不丰茂、气候干旱、以草原为主，并已出现部分沙漠的蒙古高原，不可能造就农业发展的条件，甚至只适合原始狩猎经济，游牧经济都是在后来的发展基础上实现的。在珠江-闽江流域，已有了原始农业，但动植物种类丰富、气候温暖和降水充沛，使这里当时仍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
在干旱少雨、森林减少的条件压力下，在有充足水源和宜农土壤和可驯化植物的前提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原始农业获得较大发展，由此逐渐形成北方粟作文化区和南方稻作文化区，围绕着不同的作物品种，逐渐发展起来不同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甚至观念形态，逐渐构成了有差异的区域文化系统。但在当时，文化的中心还呈星星点点的状态，没有连成网络状的一片，与区域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的民族、国家政权等还没有定型，因此在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而系统的文化主体，且地域性的文化传统没有充分形成之前，也就无所谓区域文化。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区域文化依然只能大体分为北方狩猎-游牧文化、华北粟作文化、江南稻作文化、南方渔猎-稻作文化四大类。
但是，在夏商时期，某些后来的区域文化也开始萌芽。比如在四川出土的惊人的青铜像、黄金器具和权杖，结合望帝的神话传说和关于巴人文献记载，可能表明巴蜀文化的成熟。在这个时候，统治者曾经对北方的土方和鬼方用兵，表明游牧文化获得了较大发展，开始对农耕文化形成威胁。在西周时期，长江流域的文化系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原有文化基础上，与中原文化频繁发生碰撞的地区，逐渐形成了有特色的文化系统，比如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长江中游的楚文化等，都开始形成并向成熟发展。
一种区域文化的成熟即意味着它自身的相对完善，同时也意味着它对异域文化的排它性增强。区域文化越完善，其排它性就越强，楚文化便是此时的典型代表。在春秋战国之际，北方的夷狄之族大都融于华夏族中，这主要是因为其游牧文化水平较低，易为农耕文化所吸引；又因他们在地域上本与华夏诸国杂处，毫无自然阻隔，由于联姻等多方面的接触，便逐渐与华夏族融于一体。长江下游的吴越诸族，其时发展水平也不太高，除金属冶炼、锻造水平较高外，其渔猎生活还很普遍。春秋末期吴越二国雄起，使这一区域文化格局初具雏形。但作为华夏族后裔的楚人，融合夷夏文化为一体并发展为楚文化，使先进文明的种子在全新却又极为肥沃的土地上开花结果，造就了一个可与华夏源地文化相对峙的楚文化，成为日后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的早期代表。这个区域文化可由龙凤崇拜、崇巫、屈原的楚辞甘德的《星经》、老庄哲学等等为代表。
西周的地方统治是一种血缘加礼法的松散统治，使得各地方文化复合体有相对独立发展的机会；周室衰微，更使华夏诸国失去了向心之轴。在政治上，出现了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同时兼并弱小的局面，到战国时期，就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在政治强权的基础上，华夏诸国也各自发展了略有不同的文化体系。后世论区域文化之不同，常以齐鲁、燕赵、三秦、三晋、楚、吴越、巴蜀等分之，实际上就是在不同的地理单元基础上，在不同的经济特点和思想学术特点的前提下，由春秋战国时期的政局变动所促成的。因此说，中国的区域文化的基本格局是在战国时期奠定的。
由此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由于华夏源地文明的扩散，使源地文化区之外的各种文化有了结合当地生存条件发展独特区域文化的可能，造就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第一次较高层次上的文化趋异。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发生一次文化趋异。但是，文化趋异与文化趋同本来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往往趋异本身就预示着趋同。如果一个区域文化复合体壮大了，它就会强烈地向外辐射其文化，扩大其影响，周边的一些弱小的或文化相近的文化单元就会融入其中，而异域文化复合体的文化扩散也会与其产生碰撞。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交流的增多，就是文化趋同的因素。
由于黄河流域各区域文化存在较多的共同特质，文化交流比较频繁，因此秦汉时期，再次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统治者为了维持统一局面而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南北方的文化交流增多，文化认同过程开始。这个南北一体化的过程从秦汉时期开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动乱引起的突变而完成。自此，区域空间的整合与区域文化的融合同步完成，形成了汉文化和汉文化圈的中心区。
隋唐以后，虽然早期的华夏文化依然是文化轴心和文化渊源，但已不能意味着整个新民族复合体的文化。汉文化不再是比较单一的黄河源地文化，而是极其丰富多采的多种亚文化的组合，这无疑又增强了对异域文化的扩散能力和吸引能力。因此在这一时期，来自四面八方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先后加入到这个民族文化的大家庭中来，成为汉文化圈的后来者和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的频繁交流（或可以文成公主入藏为代表）使得北方、西北和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逐渐建立起了自已的、较高程度的文明，比如吐蕃、渤海、南诏、大理、辽、西夏、金等，它们与汉文化分异，从而再度出现文化趋异，在汉文化中心区的外缘，东北、西北、西南以少数民族文化为特征的区域文化成熟了起来。而在元、明、清三代，由于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更为频繁，元、清两朝统治者的少数民族身份和其有关政策有助于文化的认同，因此再次出现了文化趋同的过程，北部和西部的民族文化亦逐渐成为汉文化圈内的亚文化或区域文化。
从以上过程可以知道，中国的区域文化之形成，经历了特定的道路，具有不同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区域文化格局形成，基本上发生在东部汉族区域的内部，到隋唐以前，共同性渐增，差异性渐减。但在隋唐以后，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的新的区域文化又加入进来，起初是与汉文化频繁发生摩擦和冲突（这也是一种文化碰撞），甚至对立，后逐渐变成了汉文化圈内的组成部分，走上共同性渐增，差异性渐减的轨道。
我们也已附带指出，上述不同的区域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地理基础，都产生在一定的、具有鲜明特点的自然环境之内。各区域文化的特点既受到不同环境条件的影响，不同环境条件本身也是不同的区域文化的特点。这些，我们将在分述中国各区域文化特点时再加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