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的形成，是以自然因素和人为（文化）因素造成的区域阻隔为基础的，自然因素是区域文化形成之初的最基本因素，当区域文化开始形成之后，文化因素的作用就变得突出起来，以至在自然阻隔被打破之后，成为维系和强化区域文化的主要因素。
人类对自然界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的提高，是消除自然阻隔的根本动因。古代，人们可以利用桥梁、舟楫来渡过江河；开辟道路以进行更长途的旅行。中国文化从华夏源地向南方扩散，黄河、淮河和长江不再是完全不可逾越的天堑，整个南北方农耕文化形成了一个整体，无论是吴越文化还是楚文化，或巴蜀文化，都不过与燕赵、三秦、齐鲁等文化一样，是下面的区域文化或亚文化。各区域之间的文化可以跨越自然障碍进行交流。在此基础上，不同区域文化间就增强了相互理解，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中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共享，而这一共享的结果就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屈原的楚辞不再只是楚文化独占的文学形式，其营养为各地的文学家所吸收，为后世各地的文学家所继承；沿海的鱼盐、江南的丝绸和北地的牛羊也不再为本地所独享，而通过商业往来为各地人民熟悉和享用。
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文化具有更明显的自然因素的保护，在自然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经济类型，民族和宗教的因素又是强化这种阻隔的因素。自先秦时期始，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地“南下牧马”，汉族统治者则不断地修筑长城，防止前者的南下，以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原地区与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区域阻隔一直存在。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本身就说明了，自然阻隔已经可以被突破，同时民间的文化往来、政权之间的“茶马贸易”和较为开明的民族和边疆政策的前提下，文化阻隔也逐渐瓦解。清王朝以笼络和“和亲政策”取代修筑长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认同，使长城已彻底失去了文化屏障的作用。在民国时期“五族共和”思想的指导下，特别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进一步纳入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之中，长期统一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语言文字体系、教育制度等，逐渐可以深刻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促进了文化的一体性，西藏、凉山的农奴制不存在了，云南少数地区的原始状态被打破了。移民数量的增加和次数的频繁、民族间的通婚，都使民族间区域隔绝的状态被进一步打破。
在新的时代，公路、铁路、海上和空中航线的不断开辟，逐渐形成密集的网络，新型交通工具的大量使用，电话、电报、传真、电子邮件、卫星以及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的广泛应用，使不同区域的人们超越地理障碍而进行更深层次和范围更广的文化交流，内地的人们不再会对藏族同胞的宗教习俗、蒙古族同胞的那达慕大会、西双版纳的泼水节感到惊奇，边疆地区人民也不再会对内地的饮食服饰、高楼大厦感到惊讶；北方人可以对川、粤、苏等地的菜肴欣赏不已，南方人也愿意品尝北方宫廷御膳和民间小吃。在不同地区创造的文化产品不再会被认为是“异域”的，而都会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中国的“国货”。这一切都表明，以往由自然环境、民族、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等构成的地域阻隔被打破了，原有的空间格局被改变了。
但这并不是说，按照这样的趋势，汉文化圈内部的各种文化差异，包括区域文化差异，都要消失得一干二净。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客观上，存在了数千年之久的文化差异绝不会在短时期内荡然无存。各区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总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在与历史发展总趋势并不违背，与他文化并不发生冲突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和光大自己的文化，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华文化的整体的丰富性和长期延续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主观上，人们所希望的文化趋同，是一种高层次的趋同，以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为目标的趋同，只是消除因民族对抗和仇视引起的差异，消除因地域的阻隔甚至封闭引起的差异。消除一切不利于各自发展和进步的差异，而并非要将好的或无所谓好坏的民族文化特色或地方文化特色消灭殆尽。必须指出，文化交流和文化扩散的结果绝不是文化的单一化，而是由于各自文化选择机制上的“择善而从”性所造成的、不同层次上的同异统一体。
中国各区域文化的未来走向是如此，世界范围内各区域文化的未来走向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