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为我国教育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制度，在选拔人才、影响基础教育和学生成长、决定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以及提升社会流动性、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高考难度是广大师生及社会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对高考功能的发挥及公众形象产生着重要影响。2019年6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科学设置试题难度，命题要符合相应学业质量标准，体现不同考试功能。这些都对从制度设计上更全面地衡量高考难度提出了要求。
传统上，人们对于高考难度的讨论常停留在统计数字层面，从一道题目是送分题还是压轴题，到一个班级、一所学校、一个地区考试平均分的高低，其背后都是一个个具有统计学和测量学意义的数字。然而，进入网络时代，高考难度已不再局限于统计意义，还被更广大人群赋予情绪意义和社会意义。考生个体或群体对于考试难度的感受，在虚拟空间中被不特定的主体所感知，进而被放大，形成社会舆论，影响着更广泛的与高考相关或不相关群体的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往统计学意义上的高考难度指标，已经无法系统解释社会对高考难度的认知，更无法回应社会对高考难度的期望。在此情况下，亟须从多维视角重新界定和丰富高考难度的内涵与外延，探索构建一套内涵自洽、外延融贯的概念体系，从而更有力地阐释高考难度调控的机理，为建立高考难度综合调控机制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一、高考难度的认知差异及其研究的必要性
在新形势下，社会对高考难度的认知更趋多元；在评价高考难度高低时，时常带有较强的个人感受色彩。这要求管理者从制度设计上更全面地衡量高考难度——不仅要深刻认识试题难度的客观性，还要关注学生的主观感受，以及社会对高考难度的普遍认知。
（一）不同群体对高考难度的认知差异
考生、教育教学从业者及各类考试相关群体是对高考难度产生不同认知的三类主体。以往对不同社会群体高考难度认知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横向比较不同省份的高考难度和纵向对比恢复高考以来不同年度的难度等方面。
广大考生受高考难度的影响最为直接，也最关心难度问题。该群体能接触到高考试题，认为分数反映出对努力学习和备考的回报，希望能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在竞争激烈的录取环境中脱颖而出，进入理想的高校。考前，该群体通常会密切关注历年高考的难度及当年高考难度可能发生的变化，行为动机来自掌握与高考难度相匹配的学习方法和应试技巧；考后，该群体主要关注高考难度对自身录取机会的影响。
高中教育教学人员密切关注高考难度的变化和趋势，据此开展教学、辅导学生。该群体一般通过分析高考试题及考生的答题情况来认识高考难度。他们关注高考难度，主要是出于评价教学效果和改进教学的目的，希望能够根据高考难度的要求，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高考的挑战。高校招生人员关注高考难度变化，更多的是从对本校录取分数线的影响以及招选学生结构变化的角度出发。
媒体和社会舆论普遍关注高考难度，并通过相关新闻报道、讨论和评论等表达对高考的关切。该群体关心高考难度，主要是从社会影响、公众舆论和教育公平的角度出发。他们关注高考难度的变化，评估高考难度对社会公平和教育资源分配的影响，对现行教育政策和制度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除此之外，其他社会群体往往不会主动关注高考试题本身，他们对高考难度的认识来自考生或媒体等在网络上传播的关于考生答题感受或高考录取情况的信息积累与印象集合。
（二）相关研究对高考难度的认识差异
高考难度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近些年，随着人民群众对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期待，教育研究领域对高考难度的认识角度趋向多元，对高考难度高低的认识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同角度和认识差异主要是从高考的不同功能出发，包括但不限于是否有利于高校科学选拔人才、是否有利于高中生健康成长、是否有利于不同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等。
有观点认为，高考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只有考试内容及难度具有一定挑战性，方能考查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陈志文提出，中高考试题应尽快打破水平化、简单化甚至固化的倾向，加强区分度[5]。但也有观点认为，高考难度大则弊大于利。“高等教育已经步入了大众化阶段，大学生毕业后成了普通劳动者，甚至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压力。高考试题偏难，对中小学教育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降低高考试卷难度的时机已经成熟，甚至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吕建强指出，高考难度大有很多弊端，降低高考难度有三个好处：一是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二是有利于真正实施素质教育，三是有利于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王书金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应大幅度降低高考难度，以此为突破口，让素质教育逐步取代应试教育。郭丛斌等利用2007—2017年国内某精英大学的本科生源数据，以一本线作为高考难度的测度，使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高考难度对县级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和入学机会集中程度的影响，发现高考难度降低会显著提高县级高中学生的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同时会降低少数高中对精英大学入学机会的垄断程度，使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分布更加均衡。
（三）构建中国高考难度分析理论的必要性
高考难度对教育、社会乃至国家的影响是深层次、多方面的。从宏观层面来讲，高考难度影响国家选才的质量和公平，影响教育质量和发展方向，影响社会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影响教育强国建设乃至民族复兴伟业；从中观层面来讲，高考难度影响教育均衡发展，影响教育资源配置，影响教育教学模式，影响社会对教育的认知和期待；从微观层面来讲，高考难度影响学生的学业发展和素质提升，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职业选择。无论是从为党育人、为国选才的考试功能，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度，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目标，还是从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切实重视高考难度问题都十分必要。为此，迫切需要构建中国高考难度分析理论。
首先，高考难度问题是办人民满意高质量高考的必过之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9]。这就要求高考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衡量高考质量的标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我国教育正加快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必须建立与教育目标相匹配的高考难度分析理论，充分考虑学生、家长、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心理感受，既反映出对学生能力素养的客观评价，又兼顾学生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需求，努力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在高考难度分析理论指导下，要让学生对高考有信心，激发学习动力和发展潜力；要让家长对高考有信心，努力和付出终有回报；要让社会对高考有信心，优质教育资源得到公平分配；要让党和国家对高考有信心，确保党的教育方针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落实，确保一批批可堪大任的栋梁之材脱颖而出。
其次，高考难度问题是健全人才培养体系的必要环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总的目标是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迈入普及化阶段，高考的选拔功能也从恢复初期的英才选拔转变为目前的大众升学、多元匹配，高考要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的人才选拔服务。因此，一方面，高考必须满足社会发展对创新型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选拔的需要；另一方面，高考还要适应分类区分、多元匹配不同应用型人才的需要[10]。高考难度过大，则会放大起点、差距和不平衡的影响；反之，难度太小，则无法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失去人才选拔的基本功能。在新时代人才培养体系下，要发挥高考选拔的复杂功能，必须全面分析高考难度的影响因素和反馈机制。要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为目标，通过调整高考内容和难度，不断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提高人才培养的连贯性和有效性。
最后，高考难度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高考理论体系的必解之题。国外大规模考试由于利害性不强、关注度不高、权威性不够，主要基于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对考试难度进行考前及考后的动态控制。我国高考则具有极高权威性、利害性和保密性——考前，不能按照大规模考试试卷生成流程开展试测和组卷，而只能在命题审题阶段，依靠专家的多轮专业操作，优化试题试卷难度，使其尽量达到要求；考后，大多以原始分报告成绩，不能对考生群体的分数结构（包括分数体现出的难度数据）进行优化处理。因此，我国高考要进行难度分析与调控，并无现成的测量学理论可以套用，这本身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难题。当前，以经验为主的试卷难度控制和分析方法面临严峻挑战，已无法适应改革需求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这要求结合我国国情、教育环境、文化背景等探讨高考难度的认识维度，运用系统观念构建中国高考难度分析理论，以满足不同群体对高考难度的要求，服务学生健康成长、科学选拔人才和促进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