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人创造不同的文化，凭借这种文化组成社会聚合体民族；同一民族的成员凭借其特有文化去征服、改造或利用其环境以创造所有成员的生存条件，维系该民族的延续。从民族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看，任何族群，均与其环境“相生相克”，构成一个整体，使其运动中的文化总是处于相互的制衡之中。民族环境是文化滋长的源泉，也是文化走向的河床。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客家文化作为典型的地域文化也受区域地理环境的影响。从族群意义上看，客家文化离不开特定的环境。客家文化属于典型的移民文化、区域文化和山地文化，是独特的和地理环境、历史上的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的结果。
尽管“耕读”是中国农业社会最普遍的生计模式，但客家无疑是“耕读”的典型族群，“耕读”几乎成了客家生活世界的全部内容。因此，国内一些学者把“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看成是客家文化最显著的文化特质，以致将其列入有关客家精神(或称客家民性、客家文化特质等)中。客家人多生活在封闭的山区丘陵地带，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耕读”在客家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客家人长期居住在封闭的山区和丘陵地区，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加上客家把自己看成是中原先民的后裔，因而客家更是以“耕读传家”自居。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为在不同的环境中求生存，体验到刻苦耐劳、容物覃人、耕田读书和天足健步的重要性。“刻苦耐劳所以树立事功，容物覃人所以敬业乐群，而耕田读书所以稳定生计与处世立身，关系尤大。有生计，能立身，自然就可久可大，客家人的社会普通可说都是耕读人家”。“客人的生产事业，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务农，所谓耕读传家’是他们一贯的传统政策。因而，土地和书香是客家人亘古不变的两大梦想。
以四川客家为例，四川客家入川后坚持耕读传家的生计模式而出现典型的科举家族和人才。《清代科举家族》所收录的四川外来移民的20个科举家族中，能明确其祖籍来源的移民家族中，四川客家占5家，占25％，在四川移民家族中比例较高，其族群突出了耕读文化特色。四川客家白手入川，勤俭劳动，通过耕田力作或农商起家等方式，平均约需要35年逐渐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客家人开始重视子孙的教育，约80年左右的时间即在第三代出现科举人才。这正好应了西方的谚语“三代造就一个贵族”。四川客家朱德和刘光第是客家耕读传家中苦读成才的典型。
对于客家人“崇文重教”文化特质的成因，学界有主张基因说，经济说和环境说等观点。从民族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看，客家的耕读文化与客家环境密切相关，环境对客家民性的形成起决定作用。在此，笔者就客家的耕读文化的成因作些粗浅的探讨，认为地理环境对客家耕读文化的形成起重要的作用。
一、自然环境与四川客家的耕读文化
地理环境是文化产生及其地域分化的基础。任何一个族群的文化，它的生成和流变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客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也是如此。从自然环境看，从本质上，客家文化是山区文化，客家是山区族群；离开了山地环境，就不成为客家。在山地环境中“耕”为客家生存之本。
清代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从康熙十年(1671)正式开始，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金川之战时为止。由于地缘优势，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湖广人捷足先登，先占领良田平地，占尽天时、地利。故清初“插占”起家的垦田大户多为湖广人或土著。由于客家人人川比湖广人晚，土地几乎都被插占了，迟到的客家人只能落足于贫瘠的山坡荒地上或寄人篱下，只好租住四川“湖广人”的房子，种他们的田土，为人佣耕，从而出现“客家住湖广”的现象。在居住的地理格局上形成了坝上“湖广人”，山上“土广东人”的分布特色，从而有客家“住山不住坝”的说法，如在东山区的黄土、三河、石板滩等乡镇的客家人被湖广人称为“山上人”，而客家人则称他们为“坝上人”。
兹以东山地区为例，说明四川客家居住的地理环境。四川成都东山地区是四川客家最大的聚居区，包括龙泉驿区大部、成华区东部和新都、金堂、青白江等部分地区的五区一县25个乡镇在内，面积约460万平方千米，客家人约50万，占当地总人口的70％以上；该区农业人口为554503人，占当地总人口的79.7％，表明该区域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区。境内低山、丘陵、平坝兼有，但以丘陵为主，龙泉山横贯其中，平均海拔在500米左右，地势起伏不平。东山地区土地贫瘠，以粘土为主，透水透气差，有“晴时一把刀，下雨一包糟”之说；在气候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季节性降水，地势较高，源自都江堰的灌溉水源无法到达，导致除冬水田外的土壤长期缺水，“不过灌溉全用塘水，若天不雨，插秧便生问题，所以东山区每年栽秧的秧田，只能占其全区二分之一，鲜有能全数栽秧者，农业是靠天吃饭”。但东山仍对客家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首先是因为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原居地相似，生活容易适应。“客人常说，这块丘陵的地质地形，多类似于岭南山地，所以他们一到东山后，便聚族而居，不再转徙了”。客家经多次在四川辗转迁徙后，终于在东山找到了自己适合的“乐土”。其次是这里有靠近成都这一区位优势，有得于发挥其多种经营才能，使许多客家人人川后辗转数次最终选择了东山。
四川客家这种以低山、丘陵为主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生计模式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即以“耕”为生存之本。而事实上，客家移民善于耕种，对四川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如粮食作物中的红薯和经济作物中的苎麻、烟草、优良蔗种、木棉、辣椒、蓝靛等传人和推广到四川，无疑是与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客家移民入川有关。客家人长期生活在人多地少的丘陵、山地，积累了丰富的山地农业开发的经验，因而客家移民入川后在开山造田、改良土壤、精耕细作等农业生产技术方面较领先，促进了四川农业的发展。清代四川农民中，客家人独到的山地农业开发技术得到社会的公认。正所谓“矧未耜耘籽之工与勤，土著不及楚人，楚人又不及闽、广”，这肯定了四川的福建、广东等省的客家移民善耕的事实。因此，在农业生产方面，号称“耕读为本”的客家名不虚传。
山地农耕环境也决定了客家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农本思想成为我们理解客家耕读文化的关键。在传统的客家社会，人地矛盾突出，土地是财富的重要标志。客家人认为有土地和农业资产才是光大祖德、安身立命的根本。有经济头脑，擅长多种经营者，往往在发家之前从事商贸活动，发家后很快把资金转到土地投资上。不管其致富的方式是力农致富、农商致富或农工致富，在致富后，多把资金投入土地中，惟独客家人有独到的理解。康熙五十九年入川简阳的广东客家人钟宏予，靠勤俭起家，60岁时已成当地的富族。在力田之余，钟氏一家还经营了盐店和屠行，生意颇好，但就在生意发展的黄金时期，钟氏“将盐店、屠行出顶，其器械大半相送，不日顶出，将钱收回”。其原因在于“第恐后人瞒心昧己，纵饶裕必不可长久，倒不如生意莫做。依祖规耕读传家，自有出头日期”，从此钟氏“家务亦极顺畅，资财日见丰饶”。钟宏予看来，经商固然能发家致富，但俗话说得好“无商不奸”。长期从事商业活动，“恐后人瞒心昧己”，有损家风，于是将商铺低价转让，继续买田置业，走耕读传家之路。“试看那不读书的人家，不但粗蛮，不知礼仪，子弟口飘流浪荡，虽家累千金，不旋踵而销亡矣。亦不得因未成名之故，遂淡了送子心肠，那读书求敦实行，不单为功名也。”俗话说“书田无税子孙耕”。在钟宏予看来“门风要紧”，关键是要读书识礼。因为钟宏予回祖籍广东时，其族人曾告诫他，“钱可积，书宜读，门风要紧。此数语兄回川必常挂齿颊，以训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