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现代化，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创造新文化；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以至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前者涉及中国文化的自身发展问题，后者则涉及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建设的关系的问题。
实际上，上述这两方面的问题又从来都是密切不可分的。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几次传统文化的“当代化”过程。比如西周时礼乐制度确立，但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孔孟等以“复礼”为己任，但道、法、墨、阴阳、名、辩各家各抒己见，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于是在以后的时期里，形成了比较丰富多元的文化传统，为新型的政治体制的确立提供了“王霸道杂之”的统治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经历了一次转型和新生，并且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民族交融频繁，秦汉确立起来的新秩序首次遇到了危机。这时，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以民间宗教为背景的道教及外来的佛教出现，与传统儒学互相冲突和融合，形成新的文化传统，完成了又一次文化的转型，为隋唐以降的“三教合流”趋势和自由开放的政治文化风气提供了前提。
明清之际，宋明理学遭到了进步思想家的批判，后者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以取代宋儒的空谈义理。同时，西方势力开始东来，带来全新的知识，但由于当时西方文化的输入者主要是，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基督教势力，其神学观念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而其自然科学知识也不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观念，因此并未刺激新的文化转型。直到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连吃败仗，一些知识分子或官僚才开始“开眼看世界”，但最初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在物质层面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在文化上还是要“中体西用”。但是简单地搬来外国的坚船利炮并不能解决问题。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用西方的铁甲舰武装起来的中国海军，败给了历来被自己所看不起的日本，宣告了物质文化方面的简单模仿的彻底破产。于是，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改造制度文化的必要性，就出现了戊戌变法。尽管变法在政治上失败，但西式教育等文化制度却肯定了下来。辛亥革命宣告了几千年君主制度的终结，标志着制度变革的新阶段。
但是，民国取代清王朝，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人还在贫穷、落后、愚昧的苦难中挣扎，因此人们以为要在精神文化层面进行变革，彻底改造民族性，批判民族的文化劣根性，彻底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及以后数十年的历史发展中，不同的思想派别一直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如何建设自己的新文化等问题上，各抒己见，文化的转型就一直在不断的文化论争中，在不断的社会、政治变动中进行着。
中国文化的历次转型和新文化的建构，都是在传统文化本身遇到危机，同时无法应付剧烈变化着的社会现实的时候发生的。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礼无法再约束社会，仅靠血缘纽带和“仁德”已无法解决社会问题。秦虽以武力，以酷法治乱世，最终统一了六国，但“马上得天下”，却不能在“马上治之”，在汉代就形成了“王霸道杂之”的统治术，实现了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的第一次盛世。汉末以来的分裂割据状态，说明秦汉以来确立的文化传统遇到了又一次危机。魏晋南北朝时期奠定了后世三教合流的基础，为隋唐自由开放的繁荣局面提供了前提，至宋代的理学作为三教归一的标志，同时走向虚玄、抽象、封闭和保守，到晚明时不再适应社会的巨大变动，就遭到了反理学派别的批判。到1840年以后，由于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中国文化就在整体上和更深层次上遇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烈挑战，总结传统文化的优劣，建设适应新形势的新文化，又再次提到日程上来。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更新，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现代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文化的历次转型和新文化的建构，又都是在对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同时积极借鉴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秦国的强大和秦朝的建立是在吸收法家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的。汉朝统治者则借鉴了黄老思想以修养生息，并改造了原始儒学。隋唐以后的统治者把儒、释、道文化结合起来，兼容并蓄，至宋营造出了“新儒学”。而明清思想家批判宋学，又是在恢复“汉学”的旗帜下进行的。就是晚清思想家从魏源到康、梁的思想改革，也是利用了“今文经学”中的变革发展观念。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许多人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高扬自由个性的旗帜，甚至激烈反对专制独裁的旧文化，但同时也充分汲取了自先秦至清中期文化中的“异端”思想养料，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反对迷信、反对专制，重实用、重效验，主张民主和人格独立的优秀部分。即使是那些主张“全盘西化”或是“国粹主义”的比较极端的思想观念，也不是十分绝对。因此，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绝不是完全抛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孤立地重新实现其现代化。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今天，我们正处在整个世界连成一体、世界文化不断交融的新形势下，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这里既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也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我们所要完成的任务，一方面是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以后就已完成的，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过程，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另一方面，我们所面临的是二战以后的新科技革命造成的西方“后工业时代”，其中既有新浪潮下的先进科技，又有对工业化造成的弊端的批判。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建设与工业化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的物质文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既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引进一切优秀的、有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善于吸收外来的新鲜的文化成分，健全民主与法制，发展市场经济，也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比如发掘“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中的合理部分，强化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用于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中，同时坚持人文主义的、对全人类全地球的终级关怀；比如发扬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重视社会和国家利益，避免纯粹的利害关系和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同时在人际关系上保持“和”的追求，坚持重视人伦关系的传统，在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中保持和谐与亲情；比如坚持中国文化传统中所体现出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下保持中华民族的团结向上、奋发努力的精神，等等。总之，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的新文化，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不仅是在此基础上的新文化的创造，不仅是要使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长期延续，而且是为了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许多弊病，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健康的，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精神文明保证，同时使世界文明在发展中分享中华优秀文化的独特贡献。
对于地理学家来说，在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强化对环境的热爱和保护意识的同时，要充分吸取和利用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有价值思想；在探讨全国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同时，要注意探索其与全国和区域文化的协调发展。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于中国这一特定的地理舞台，它也已经而且必将在这一舞台上，甚至在整个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