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泊水位具有季节性的变化，而湖泊滩地就是界于湖泊高低水位之间的一个季节性积水地段；因受泥沙和生物残体年复一年的沉积，由近岸带向湖心逐渐伸展，不断扩大其规模。汛期湖水位上涨、滩地淹没于水下，水深约1～2米；枯水期水位退落，滩地出露。湖泊滩地平坦，土质肥沃，土层深厚，灌溉便利，是良好的土地资源。
湖泊滩地的利用，以围垦种植最为常见，规模亦大，是湖泊滩地利用的一种主要方式。所谓围垦，就是在湖泊滩地上选择有利地段，筑堤拒水，将堤内的滩地辟为农田。有的湖区称之为围田，有的则称之为圩田或垸田。
中国以湖泊滩地为对象从事开垦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文献记载，殷末（公元前11世纪）有周人泰伯从北方南徙。泰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原住陕西岐山附近。他为了成全父意，主动让位于三弟季历和季历的儿子——文王昌，同二弟仲雍一块离开了周国，到了当时称为荆蛮之地的江南太湖地区，定居于苏州、无锡间的梅里，把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垦殖湖滩洲地，并开泰伯渎为农业生产服务，这是湖区垦殖土地和兴修水利的最早历史记载。之后，于春秋末期，因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逐渐增加，对土地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生活在湖区的人民不得不与湖争地，湖滩地开垦利用的规模日益扩大，由起初比较原始的直接开垦利用而发展到筑堤围垦，有的已达相当规模，其中以位于今江苏高淳县境内的“相国圩”最为著名。该圩在固城湖西侧，水阳江的右岸，为吴人所建。史籍记载：“相国圩周四十里，为吴之沃土，后吴丞相（文）钟有宠于君，因以圩赐之，故名。”与相国圩同时代兴建的，还有范蠡在太湖下游长泖地区建造的围田。汉代及三国时期以后，北方遭受长期战争的破坏，人口南迁，太湖地区不断围垦。东晋时期北方战乱又起，国都南迁；接着南朝宋、齐、梁、陈均建都于南京，历时的270年（公元317～589年）。在这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封建统治集团为了搜刮更多的财富，以应军政开支，奢侈用度，不得不重视农业和水利，于是围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及至唐末和吴越钱氏时期，则形成比较完整的围垦和农田水利相结合的水网圩田形式。这种圩田，相隔5～7里有一纵浦，相距7～10里有一横塘，利用开塘挖浦所取的泥土来修筑堤岸。塘、浦、田有规则的排列，宛若棋盘。这是湖区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种蓄泄并筹，排灌兼施的水利系统和方格化的农田布局相结合的湖泊滩地围垦方式，可与关中的郑国渠和四川的都江堰相媲美。
长江中游地区湖泊滩地的围垦，较下游地区为晚。如洞庭湖区于东晋时（约公元325年）才开始兴建堤垸，并筑堤（寸金堤）以防水患；宋朝南渡以后湖泊滩地的围垦方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清两代堤垸的兴建达到了盛期。这是因为明代嘉靖年间江北的一些穴口被堵塞，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藕池、松滋相继决口，致使长江挟带的大量泥沙入湖沉积，造成湖泊滩地广泛发育。
湖泊滩地经过劳动人民世世代代的辛勤开垦利用，逐渐形成了农业发达的地区，像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等湖区，都成了中国重要的粮仓。许多赞颂湖区富庶的民谚，也因此应运而生，如太湖地区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常熟，天下足”，“苏湖足，天下足”；洞庭湖地区有“湖广熟，天下足”等等。这些民谚至今仍在人们中间广为流传。元代农学家王祯和明代博物学家徐光启对于湖泊滩地的围垦曾加以肯定，认为这是“近古之上法，将来之永利，富国富民无越于此”，并作围田诗加以记颂。由此可见，在历史时期，湖泊滩地的围垦是有贡献的。当然，封建势力割据，地方豪绅以邻为壑，对湖滩地滥加围垦，往往导致与湖区水利上的矛盾，从而引起对湖泊滩地围垦的争议。
新中国成立后，湖泊滩地的不断围垦，这对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以湖南洞庭湖区为例，湖区面积只有全省的1/17，而1974年粮食产量却达65亿斤，占全省总产量的1/5，商品粮占全省的1/3，外调粮占全省的1/2；棉花132万担，占全省总产量的2/3；其它如油料、黄麻、红麻等，亦居全省的重要地位。1979年粮食产量更进一步增长到70亿斤，和1949年相比，净增4.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