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近代地理学创建者那儿学到的主要的东西，可以再作概述如下：
第一，很明显，地理学与其他学科是有交错重叠现象的。这决不是这门学科的特殊性或缺点，因为各门学科的互相依存，乃是当代知识发展中的主要倾向。确实，对各门学科研究部门的组织，主要是根据传统上的方便，这样的一种观点是有好多话可说的。当然，按照研究的水平，在共同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改组或增设新的部门，可能会更好些。对大学教学的一大挑战是，要寻找真正能够打破各个学科界限的方式方法。在教学和研究中，我们需要有更广泛的研究计划和进行有效的学科间合作的新途径。而通过对各个大文化区域（如西欧、苏联、中国）或城市化、国际关系这样广大的领域进行全面的研究，就能够找到这类的计划和途径。不管进行哪一种研究，地理学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正如一百年前卡尔·李特尔指出的那样，尽管地理学与别的科学有着共同的领域，它却必须始终有自己的明确目标。最近三十年内，地理学探讨的对象和方法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因而概念也需要重新审查，重新加以系统地阐述。这一学科的历史，揭示出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地球上各现象的地域结合，而不是传统的环境关系意义上的那种唯一的人地关系的结合。地理学基本上是地球表面的区域或生物分布的科学。
第三，作为生物分布科学的广义的地理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各种内容，对于为数不多的学者来说，需要进行有效的研究的项目是太多太难了。如果地理学只限于通过人为关系的重复重现的型式来研究“人类之家”的地球或“地球上的人类”的话，那就必需按照同人类的关系来评价自然环境。许多事实和现象，都具有专业地理学家认为已超出他研究范围的一种地域的分布的性质。地形学领域可以看作与地质学有密切联系的一门单独的学科；气候学与气象学的联系很密切，而后者现在已有单独设立的讲座。就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海洋学来说，虽然地理学家对它有普遍的兴趣，却早就自愿放弃它了。植物地理学，在植物生态学的名称下得到许多植物学家勤奋地探索。很少一部分地理学家从事动物地理学的研究，但是“土地”在虫类、鸟类和兽类“生存股份”（living-share）中的作用，已经取得很突出的地位。国际地理学会的历史以及目前的趋向，显示了地理学对这一类高度专门化的领域，如湖沼学、孢粉学、地质年代学等学科的关切。在人文地理方面，大陆学者（特别是在德国）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现象分布中的经济因素和经济组合的地理结构。经济的知识受到长期的研究和推敲，最近在A.勒施（A.Lsch）以及战后年代的学者，主要是美国（伊沙尔德〈Isard〉、加里森〈Garrison〉及瓦恩茨〈Warntz〉）和法国经济学家（邦沙尔〈Ponsard〉）的著作中又获得进一步的阐发。经过二十年代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人类生态学家及其继承人阐发的社会集团地理分布问题，已经导致了大量的实际和理论工作。追随瑞典人R.切伦（R.Kjellen）的地缘政治学的政治科学家们，也对作为一种地理现象的国家感兴趣，虽然这方面的兴趣不如其他两个领域的那么大。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人类生态学、城市与区域计划学这类名词。定量分析的方法现在也很流行。这些都是与地球有关的那些现象的“系统的”或“一般的”方面，而且正在变为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知识领域。那么，对于地理学家来说，他的专业知识的独特核心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各种地表现象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从而形成它们特有的地域结合（特有的自然环境或空间综合体）的方式，这就是地理学的精髓，它是区域的概念。区域概念关切的中心是地域分析的问题；它的目标正如我尊敬的美国朋友、同事P.E.詹姆斯所指出的那样，可以是描述性的、发生学的和补救性的。描述性的研究是搜集一个地区的分布和地域共存的资料，而不必去探求它们的原因；发生学的研究是关心与地表上空间变化因子的发展有关的过程，不管它们是公路、草地还是农庄；补救性的研究则是试图探究社会地理学类型的空间变化和失调情况，不管它们是地方行政区划，还是国际边境问题。研究所有这些问题，都要使用同样的基本方法，即对现象的地域结合的精确的描述分析，但各有不同的目标。
现在人们已经厌烦“描述”这个词了，就反对老方法这方面来看，这种态度是对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又是不幸的，因为对广大区域的土地、居民和资源的描述性研究，与对各别方面的更加专门化的发生学研究一样，都是迫切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以分布事实的共同变化为明确目标的“解释性的描述”。在英国培养地理学家时，所使用的“自然基础”这个名词，是陈旧的环境观点的残余。它应该被丢掉，除非改变它的含义，并且如同汉斯·博贝克设想的那样把它和“人文基础”放在一起，因为地理学研究一直是在力图确定并解释地球表面土地和居民的地域差异。地球的性质应该通过它们和人类使用的关系来进行评价。作为地理学一个概念的地理学整体论，如果不与严格的尺度结合起来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地球表面的各项空间研究是如此的互不相关，以致不得不从完全不同的过程来进行考虑的话，那么作为单一学科的地理学，就要分裂成两个甚至好几个部分了。专业地理学家需要一个单一的中心。它只能是：地理位置明确，而起源、结构和分布又得到解释的那些地表现象的地域结合的方式。
第四，关于英国和美国还有两点要谈谈。需要更多地集中于系统的领域，和在对特定区域的现象进行综合研究时限定其目标。这种趋向在法国和德国的研究论著中是很明显的。还有一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就是每一个专业地理学家都应该专门研究世界上一个主要地区，并且潜心学习该区居民的语言和文化。已经掌握适当的语言（不管是俄语、阿拉伯语，还是汉语）和在遥远地区艰苦地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并征服了该地区的区域专家，实在太少了。在国内研究和到国外工作，长久以来就是德国和法国地理学的传统。英国和美国研究苏联、拉丁美洲、中国，甚至西欧的专家在哪里呢？
另一方面，使人惊奇的是有关系统地理学或者专题地理学理323 论发展的英文文献是这么少。①这也能够用缺少到国外研究，从而缺少资料、经验、看法的理由来作解释。不过，在战后的德国和法国，这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趋势。在欧洲，国内外区域的专论是可以和人口、农业制度、工业、能源、宗教和交通等这类专题研究相匹敌的。英国和美国的那些不能令人满意的、莫明其妙的地理学家，认为“区域综合”的意思是研究区域内并列的现象，而不是它们的空间结合的过程，这就不足为奇了。在英语世界中被广泛接受的“区域概念”，是已经过时的一代以前的概念。系统的领域必须发展，它们的专门知识必须运用到各别的地区。换句话说，对象必须是有限的，并且必须严格地按照地理学的概念加以详细论述。人们必须在世界上各个地区的地域关系的范围内，从相互作用上来研究系统的领域。
地理学专业面临着教育和研究两方面的挑战。乔治·夏博曾写道，地理学正在“冲破一切藩篱”，促进并寻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新的重要的研究领域。从出版物的情况来看，许多地理学家似乎觉得他们的工作与边缘学科更为协调。这就更能说明，为什么地理学要有一个更为简明的定义和核心的研究内容。它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由失败主义产生的忧郁；从学术的观点来看，失败主义是绝对没有理由的。从本书看到的近代地理学的显著进展，为这一判断提供了证据；但是地理学的目的和概念以及从事地理学工作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目标，都需要明确而大胆地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