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燕秦长城遗址沿线的古 城堡中出土了一批与中原形制相同的铁制农具。可见当时东北农牧分界线大 致即燕北长城一线。黄河上游青海湖以东的河湟地区,战国以来即为以射猎 为业的羌人所居;河西走廊在西汉武帝以前是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牧地, 都不是农耕区。 总之,从战国至西汉初年,自今青东河湟地区向东北经陕北、陇东的泾、 渭、北洛河上游、晋西北山陕峡谷流域南缘龙门山,又东北沿着燕秦长城至 今辽宁境内,存在着一条农牧分界线。此线以北并非绝无种植业,如匈奴、 羌人均有少量旱作物,然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所占比例极小。至于新疆天山南 北绿洲中很早有了农业,但在其本区内部以及与东部地区均为荒沙所隔,姑 置不论。
秦汉时期上述农牧界线,由于中原王朝势力的扩展和汉民族大量迁入边 区到秦汉开始发生变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派蒙恬逐匈奴,取 今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游牧 民族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 44 县,并修筑长 城。三十六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二次大规模 移民戍边的结果,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始皇死,蒙 恬被杀,接着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 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 汉代初年,与匈奴以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南) 为界,大致即战国时代的农牧界线。到了汉武帝时代,北伐匈奴,复取河南 地后,从内地迁去近百万的汉族人民安置在北部沿边诸地,设置了大批郡县 (见中国历代疆域变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山陕峡谷、 泾渭北洛河上游、晋北高原以至河套地区,人口竟达 310 余万。如果不是开 辟出相当数目的耕地,是无法维持其生存的(20 世纪 60 年代在今套西乌兰 布和沙区内就发现过汉代垦区的遗址)。
在河西走廊消灭了匈奴休屠王、浑 邪王以后,设置了 4 郡 35 县,从今豫、鲁、冀、陕等地迁丢大批人口,兴修 水利,开辟农田。西面拓疆至羌中,令汉人进入河湟地区,开垦屯田。总之, 自汉武帝以后,北部农牧界线大大地向北推进,除了中间有一块伊克昭盟部 分草原外,西面已达乌兰布和沙漠和贺兰山、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北面已 抵阴山山脉,东面仍沿着长城一线。 东汉初年因匈奴南侵,一度放弃了从河套至晋北的沿边诸郡。
公元 50 年南匈奴降附,散居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 一带。其中还杂有羌、胡、乌桓等族。西部羌人自东汉初年以来不断叛乱, 并向内地进犯。金城、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等地的汉人都从陕北、陇西 一带迁至渭水流域。大批以匈奴、羌族为主包括乌桓、鲜卑等杂胡入居泾、 渭、北洛河和山陕峡谷流域的沿边 8 郡,其结果必然突破了秦汉时代形成的 农牧界线。据谭其骧教授估计,入居缘边诸郡的少数民族总数约在百万左右, 而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族人口却大量下降。新的农牧界线内缩的情况虽不甚明 了,但沿边 8 郡大部分土地成为半农半牧或农牧交错区该是无疑的。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对边区的统治已无法维持,终于放弃了朔方、五原、 云中、定襄、西河、上郡、北地 7 郡的全部和安定郡的一部分。同时也放弃 了桑干河上游代郡、雁门 2 郡各一部分,“百姓南奔”,“塞下皆空”。这 些地区几乎全为羌胡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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