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河中下游地区早期稻作的认识过程
关于黄河流域的稻作问题，由于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滞后，尤其是人们对气候变化认识的淡漠，着实经历了一个绵长的衍变过程。早在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出土有大量的石器和陶器，当他将这些文物带往瑞典进行整理研究时，发现一块陶片上附有植物遗骸，经植物学家用灰象法鉴定，证实为稻。这使当时许多人感到吃惊，安特生也感到疑惑不解。[1]由于当时华北地区与稻作迥异的生态环境，这种惊疑是不难理解的。这一发现也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1927年殷墟科学发掘后，伴随着大量青铜器、陶器和甲骨的出土，也有40多种古脊椎动物化石被发现，其中有圣水牛、獐、鹿、竹鼠、大象、鲟鱼及鳄鱼等属于今江南或华南才有的动物。[2]与此同时，在对甲骨文的考释中，唐兰先生勇于开拓， 1934年他在为北京大学学生编写的《殷墟文字记》讲义中，把甲骨文中之“米覃” 字， 释为“稻”字。这在当时也颇遭争议，但也产生有相当的影响，因为这是首先从文字渊源上指认出稻字的存在，当然也对殷墟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种植稻谷的观点产生有影响。值得指出的是胡厚宣先生对商代农业精深独到的研究。他在1945年出版的《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的长篇论文中，专门写了《农业环境》和《农业产品》两节，指出：“余尝籀绎卜辞，探求古史，见殷代雨量丰富，气候暖和，历象知识发达，最适于农业之改进。”“铜制之耒或犁，曵之者，除人外，尚有犬与牛。农产品以黍、稻为最普遍，稗间亦有之，麦则为较稀贵之物。” [4]胡厚宣先生因为认识到殷代“气候必远较今日为暖”，[5]很自然且明确地肯定了唐兰先生把“米覃” 字 释为“稻”字的合理性，指出“黍与稻者，盖为殷代最普通之农产也。” [6]这种观点受到了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的质疑，他认为：“我所感到的殷代的气候，表现于卜辞中的，和现在的黄河流域的气候，并没有什么差异，因之我不能说殷代气候要比现在为暖，甚至于说远较今日为热。” 因此，他对殷代黄河流域栽培稻谷，视之为“节外生枝”，持否定的态度。董作宾先生的观点在学界影响颇深。被誉为中国现代“稻作之父”的丁颖先生是较早关注安特生公布的仰韶村稻米标本的学者。他在1949年7月发表的《中国稻作之起源》一文中，采用了仰韶稻米的资料，指出“中国稻作起源于公元前三十世纪以前之神农时代”。并对殷墟甲骨文中的稻字予以肯定。[8]但他所要论述的观点是中国稻作起源于华南。对黄河区域早期稻作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华裔美国学者何炳棣先生，他于1969年发表了《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1969年）专著，他应是海外较早关注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仰韶村发现稻谷印痕的学者，他在文中指出：“史前稻谷的发现，在核心区内，至少已有仰韶村一处，很可能华县柳子镇于仰韶时代已经有稻。”“我国史前稻谷的发现，以出处言，至少已有十处之多，以时代论，上起仰韶，下迄殷商前夕，前后相距，可能两千年之久。” 他的观点直接影响了一些学者的看法。如台湾学者张秉权先生在1957年发表的《商代卜辞中的气象记录之商榷》中虽同意唐兰先生对甲骨文中稻的解释，却认为“古代北方（黄河流域）无稻，”“殷代稻米从淮河流域贡来”。但到了1970年，当他看到了何炳棣先生的文章后，在《殷代的农业与气象》一文中改变了原来的观点道：“所以安阳一带，在殷代即使还没有灌溉的沟渠，也可以种稻，似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竺可桢先生在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得出的结论包括：在近5000年中的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度左右，1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12]竺可桢先生对黄河中下游地区从仰韶文化到殷商时期气候较今为温暖湿润的结论，开阔了人们的研究思路，对认识仰韶文化到殷商时期的稻作提供了气候变化方面的知识。1982年，《农业考古》（1982年2期，1983年1期—2期连载）发表了黄其煦先生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的论文，这是首篇专门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作物的论文，文中列出的农作物有粟、黍、麦、高粱、稻等，尽管作者对仰韶遗址、陕西华县柳子镇泉护村和户县丈八寺遗址的稻谷遗存存有疑义，但专门列出了稻标本进行研究，对推动黄河流域史前稻作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实际上，早在1950年代在河南淅川下集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稻谷痕迹，在陕西华县泉户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类似稻壳之痕迹”。到了六、七十年代又在淅川黄楝树新石器遗址中发现了稻谷和印痕。此后到80年代，在洛阳西高崖仰韶文化遗址、郑州大河村遗址、陕西户县丈八寺遗址、扶风案板新石器遗址、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兖州王因遗址都发现了有关稻作的遗存。1992年，在河南汝州李家楼村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100多粒炭化稻米。[13]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983年开始发掘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其年代在距今9000—7800年之间。在这一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石器、陶器等遗存，并在1992年鉴定出数量可观而清晰可辨的稻壳印痕。[14]以后又在贾湖遗址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炭化稻米。贾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典型遗址，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产生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从此，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样，在新石器时代都有稻作农业的观念逐步为学界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