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灾危害极大，疫情就是敌情，救疫就是救国，因此，中国古代十分重视疫灾的防控。在中国古代，每当疫灾发生之后，政府和民间都会采取一些救灾措施。政府的救灾措施主要有：蠲免租税，赈济钱粮，施医给药，瘗埋死者；下罪己诏，祭祀山川神，请求上天宽宥或神仙帮助；大赦天下，释放囚徒，舒缓怨艾之气；禁止屠宰，停荤减膳，彰好生之德。民间的救灾措施主要有：捐钱捐粮，施医给棺，建义冢，瘗死尸；倡导孝道，不畏传染，尽心侍奉患者；求神拜佛，礼忏建蘸，行巫道术，驱逐厉鬼；抬神巡游，傩戏酬神，请求瘟神保佑；改期过年，颠倒时序，消灾转运。上述应对措施，或以疫灾为上天所谴，或以疫灾为厉鬼所为，或以疫灾为瘟神所降，或以疫灾为戾气所致，由于病因找不对，基本上发挥不了作用。因此，中国古代的疫灾要么是在自然的阻隔下停息，要么是在易感人群的灭绝下止息。不但如此，有些措施初衷是要防疫，但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导致疫病流行得更快速、更广远。比如，抬神巡游之时，万民空巷，士女聚观，不仅劳民伤财，而且直接导致疫病传播蔓延；又比如，改期过年，举国若狂，送往迎来，互贺新年，也为疫病传播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民国时期，逐渐有了一些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疫灾的应对才渐渐步入科学的、制度化的轨道。但是，当时公共卫生体系毕竟处于草创阶段，社会又动荡不安，疫灾流行之时，政府和民间的应对效率，总体而言仍然非常低下，因此全国性的疫灾大流行屡见不鲜。从卫生行政体系看，直到民国晚期才有卫生部的设置，且垂直卫生行政体系最多到县；从卫生服务体系看，应对疫灾除少数几个常设的综合性医院外，大多是临时性的时疫医院，医生、病床、药物都显得严重不足；从卫生防疫体系看，除中央防疫处和海关检疫处外，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防疫机构的设置。疫灾流行时，政府的应对措施主要有：拨给防疫经费；实施铁路、港口检疫和交通管制；成立防疫委员会，派遣医疗专业队到疫区指导；禁止抬神巡游、建蘸诵经等民间陋习。民间的主要应对措施有：地方乡绅或医者设置时疫医院，免费救治贫民；民间慈善组织送医送药、捐款捐物；抬神巡游、礼忏祈禳、改期过年等。即使是现代医学发达的上海，当时也年年霍乱流行，还被称为“传染病之城”。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除了牛痘接种的持续推广、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防控、1917—1918年的山西大鼠疫防控，我国在疫灾防控方面取得的成绩都是十分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