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灾与人类相始终。人类医学进步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与疫灾不断斗争并战胜疫灾的历史。中国记载疫灾的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有了“疫”字。秦汉时期，我国现存最早的自然地理著作《山海经》和中医理论著作《黄帝内经》就有了疫灾流行与动植物、气候等自然环境要素关系的论述。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人口密度大，疫灾易于流行，是个多疫之国。古人一方面不断地遭受着疫灾侵袭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记录着这些痛苦以警示后人。正史、方志、实录、档案、文集、医案、报刊等各类历史文献都记录下了丰富的疫灾史料。这些疫灾史料虽然分布零散，但历时长、总量多，可谓汗牛充栋。经过20余年的努力，我们广泛搜罗历史文献中的疫灾史料，以编年体方式，编撰完成了五卷本共280多万字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根据我们的研究，从春秋战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元前770年至1949年）的2720年间，我国至少有893年为疫灾流行之年，疫灾频度达32.83%，平均不到3年就有1年发生疫灾。其中，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年至220年）的疫灾频度为5.74%；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年）的疫灾频度为20.99%，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灾高峰期；隋唐五代时期（581—960年）的疫灾频度为12.40%，是中国历史上疫灾相对稀少的时期；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疫灾频度为35.12%，南宋时期（1127—1279年）的疫灾频度为53.29%，元代（1279—1368年）的疫灾频度为57.78%，明代（1368—1644年）的疫灾频度为78.34%，清代（1644—1911年）的疫灾频度为98.51%，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疫灾频度为100.00%。自北宋以来，疫灾频度不断上升且居高不下，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疫灾高峰期。近3000年来，中国的疫灾频度总体上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
疫灾流行既是社会文化现象也是自然生态现象
疫灾的发生，既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也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既受社会规律制约，也受自然规律制约。因此，疫灾流行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是一种自然生态现象。
从社会规律看，一是疫灾流行的规模与人口状况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疫病大多是近邻接触型传播，疫灾大都是密度依赖型灾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口密度不断提升，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不仅疫灾流行的频度越来越高，而且疫灾流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国由先秦两汉时期约20年一流行，魏晋南北朝时期约5年一流行，发展到北宋时期的3年一流行，民国时期的无年不流行。二是疫灾流行的强度与人类干扰自然的深度密切相关。在我国历史上，随着人类干扰自然和破坏自然程度的加深，疫病种群不断增多，而且疫病的致病能力也不断增加，疫灾的破坏性不断增强，如东晋时期出现的天花，南宋时期出现的鼠疫，清朝时期出现的霍乱。
从自然规律看，一是疫灾流行的长期趋势受气候变迁趋势制约。寒冷期气候变化大，自然灾害频繁，疫灾相对频繁；温暖期气候较稳定，自然灾害较少，疫灾也相对稀少。二是疫灾流行的季节变化受气候变化制约。总体而言，湿热气候有利于疫灾流行，寒冷气候不利于疫灾流行。因此，夏秋季节疫灾频发，冬春季节疫灾稀少。三是疫灾流行的空间分异受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异制约。我国东南半壁人口稠密，西北半壁人口稀少，历史上疫灾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我国南方地区相对温暖湿润，北方地区相对寒冷干燥，因而南方地区的疫灾多于北方地区。有的病原体具有自然疫源性，这类疫病所导致的疫灾流行，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如鼠疫、血吸虫病等；还有的病原体存活需要较严格的生态环境，这类疫病也有一定的地方性，如疟疾、黑热病、霍乱等。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是人类长期适应自然生态的产物，它们对疫灾空间分布的影响也是自然规律制约的体现，如晚清民国江南水乡的生活方式导致霍乱年年流行。受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双重制约，中国历史上的疫灾流行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布特征，即人口稠密地区多于人口稀疏地区；城市地区多于乡村地区；交通沿线地区多于偏僻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多于自然灾害稀少地区；自然疫源地地区多于非自然疫源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