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石器时代已为人类繁衍场地，已知新石器遗址已达百处，从金利江边遗址看来，这是两座农庄的遗址，已有家畜饲养（如猪、牛等）。民族是古代越族，因屈肢葬、凿齿已见蚬壳洲贝丘遗址墓地。但当时人口不多。先秦时代越人所建都城，虽有外贸，但城市甚小，故为吴、越、楚国所征服。但文化上却相当高，人才不少，如南武城建筑者为越人公师隅，为越国丞相，扩建南武城的高固亦为楚相，可见文化水平已和中原汉族相当。故先秦时南越人口亦不太少，秦始皇掠陆梁地时，战争3年才能立足。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估计人口亦多，使秦军10万能驻扎三角洲区，并可不断移民入境，但没有可靠人口记录。
第一节 人口的历史变迁
三角洲古代人口变化，基本上反映我国经济中心南移情况，由黄河而长江、而珠江，故人口在珠江三角洲亦以近代增长较多。现据史籍所记，将西汉至清代初期人口增长情况列表4－1。
西汉户口已反映秦代中国移民成分在内。除10万大军驻番禺外，筑新道大量移民，“与越杂处”（《史记》），且妇女也移入15000人，故南越国初立时，已“颇有中国人相辅”。武帝灭南越亦动员10万大军，中国人亦当有迁入。但从户口数看，则番禺南海比中原还差得多，虽与当时农民起义有关，但和后汉户口相比，仍差距很大。后汉时人口达25万人，反映大量移民南迁的结果。因王莽之乱，南迁人士过江甚多，据曾广衡《家谱再抄》（《广州杂抄》卷一）记曾族先祖“恥事新莽”，举家南迁，过江入吉阳，即为1例。后汉外贸已通罗马，广州兴盛，又为南下移民集中地点，符合“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之语。唐时番禺为世界名港，富甲天下，而人口只22万多，比宋代还少。晋代广州南下移民虽多，户口不增，因晋代三角洲民多居高地，南迁多为贵族豪门，故只安插当官，立县分管。南朝中原混战，三角洲为财源、兵源，故户口特少，到隋唐才增加。但由于三角洲潮田未有筑围，故人口增长受到限制，但亦有迁入，如1835年版《南海县志》即说：“钟氏唐季光启丙午（886）自南雄来奠居三世”。按黄巢入粤驻军于容奇、桂州，中州之民亦有移居三角洲。
此外，南朝以来，俚僚坐大，不报户口，故唐代户口只记汉民为主。宋代户口为最多，其时三角洲潮田多有堤保护成为高产区。中原移民由南雄珠玑巷不断南下，今三角洲各村大部为此时移民后裔。且此数还未计不入户口的瑶民，这局部山居瑶民为数不少，各县均有，至明才编户成“新民”。南雄南下移民自唐至元不断流入三角洲，故元代建堤仍盛，户口不少。三角洲上大村不少，即因沙田不断浮生，豪门争购，如赵时（贵族）1278年“贾其山（指浮圩山）及田畔水潭（即坦地）数百顷”，村上千户不少。即反映三角洲人力、资金已累积不少，官员亦多。米粮远售给杭州、福建，故户口大增，广州建成三城并立，城区一下扩大四倍，卫星城镇已有8个，反映我国经济中心南移形势。
明初人口增至60万，与山居瑶民归附有关，如新兴共成村仍保有“东瑶西民”石碑的合居记录。三角洲巨乡大族不少，1686年版《番禺县志》即记沙湾“烟火万余家”，有全村都是地主的记载。
总计三角洲移入人口有3次高潮，即：
（1）秦代按《史记》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这是中原汉人与南方越族大混合的第一次，珠江三角洲已知有10万秦军入驻。
（2）晋代晋室南渡，大量人士南移入广州，今晋墓砖仍记有“九州空，我广州，皆平康”的砖文。
（3）宋代宋室南渡，金兵过江，其后元兵又来，宋代自金人南下开始，至徽、钦二宗被俘；其后元兵继至，为三角洲大量容纳中原人士时期。大量人力、资金、技术移入，使三角洲经济开发加速。
总的趋势，珠江三角洲人口是上升较快的。据徐俊鸣计算，三角洲每平方公里内，隋代有0.7户人，唐为1.2户，宋为4.8户，元为6.0户。元末据《元史》人口达百万多人。明初略降，但迅即上升，因明代以后，已有手工业的发展，佛山已成全国四大镇之一，劳动人口集中（如铁工30000多人）。并新置4个新县，反映边远地方的开辟。三角洲已出现专业化基地，如外贸的桑基鱼塘区、果区、花卉区、蔗糖区、水稻区等等。人口增长、村镇手工业出现，尤其清初外贸集中广州一港，产生十三行行商，我国买办阶层形成，产生富豪。乡镇发展迅速，故人口增加迅速。广州在鸦片战争前已达100万，西关形成大片织造业工厂区（工人五万）和行商住宅区；南海简村1872年设缫丝厂后，三年间培养技术人员1000人，顺德丝业女工15万人，丝厂300多间。三水缫丝局（1855年建）年产生丝130担。佛山道光年间达10万户人口。正如恩格斯说过：“工业如何把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人口也象资本一样地集中起来”。故清代到民国，三角洲人口增至500万，广州达130万，香港1639000（1941），澳门245194（1939），佛山340000（1921），这和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有关。乡镇发展也加速，明代市集在175个上下（据嘉靖《广东通志》卷25），到清初（1723—1795）雍乾间增至570个，增加了2.3倍，省（广州）、佛（佛山）、陈（陈村）、龙（石龙）4大镇亦成于此时。对外贸易则形成广澳轴心（广州—澳门）。
鸦片战争后，港澳易位，省港轴心形成，直到今天。民国时期市镇又比清代增加23％，如南海县1835年市集17个，到1910年增加到56个，人口集中和增加迅速，于此可见。百万城市已有广州、香港，次级4—10万人口的城市有佛山、江门、肇庆、惠州；1—2万人口城镇30多个，5000人以下市集达350个。铁路开始建立。
建国后，三角洲人口增长更快，按大三角洲计，1970年已达1257万人。增长率按1982—1985年16个县计为4.23％（罗楚鹏，1989）。如顺德县1949年为411930人，1988年增至885614人，即40年间增加1倍多。人口增长尤以建国初为大，1970年后才逐渐下降。这是由于在建国初20年来，忽略计划生育的结果。三角洲人口增加情况，各县不同，如增城人口增加较大，属高生育率地方，增城县生育率达千分之28.6（三角洲最高值），死亡率又低（5‰）。从密度上看，以佛山、江门、顺德3区为最密（佛山市1982年每平方公里3885人），最疏为多山的宝安（1982年为159/km2），高明，恩平亦疏。大部分平原台地为主的县份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50—2170人。如顺德县人口密度1988年为1100/km2。三角洲1982年平均密度为750人。
三角洲人口增加除因自然生育率大于死亡率外，主要为外地人口迁入。由于工农业发展而使劳动力缺乏，引起外地人口移入由来已久。如农业人口的季节性迁移，即属一例。如沙田区收获季节，通常即雇用三角洲四周山民（如清远、英德农民）帮助收割，湖南农民则南下帮粤北农民收割。久而久之，定居三角洲中。此外，灾民、破产农民亦流入广州、佛山等城市，成为季节性移民。但由于工业化而引起区外移民流入，是近年主要现象。在城镇中成为主要劳动力。1992年达167万，连未登记民工总数约有35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