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已进入全新世大暖期的末期。通过对郑州商城二里岗期的孢粉分析，发现孢粉含量很少，且以草本类型为主，包括藜、禾本科、菊科和葫芦科，而葫芦科可能为栽培植物。二里岗为商汤建国时期的商代早期遗址（距今约3600）。《世本·作篇》：“汤，大旱，伊尹教民兴凿井以灌田。”又据今本《竹书纪年》连载汤于十八年即位后的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年连续五年大旱。《吕氏春秋·顺民》：“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雨乃大至。”这都证实了商代初年延续了夏代末年的旱灾，气候呈干燥炎热的景况。但在二里岗下层发现有水稻的植硅石，说明气候已发生变化。郑州小双桥遗址被认为是仲丁所迁的隞都。在小双桥遗址的白家庄期的孢粉种类和数量比二里岗期为多，乔本类花粉以松、桦、枫香、栎、柳和胡桃为主，枫香为亚热带常见的树种。[24]并发现有大象和鳄鱼的骨骼。[25]说明到了距今3400年前后，气候又恢复了温暖湿润的状况。到盘庚迁殷后的商代晚期，气候仍然延续着较为温暖湿润的状态。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又对在殷墟发现的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环境资料。这些动物骨骼的标本取自安阳洹河北岸花园庄商代遗址，经鉴定的标本有丽蚌、蚌、青鱼、鸡、田鼠、狗、犀鹿、黄牛、水牛、绵羊等12种。其中的绵羊、黄牛等属于北方的动物群，犀、麋鹿和水牛等属于南方的动物群。参与发掘者根据南方与北方的动物群共存的特点，认为当时安阳地区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具有较多的南北气候过渡带的特点，即类似现在的淮河地区。而蚌、鱼等动物的发现，则表明当时遗址附近有较大的河流，这很可能就是现在安阳境内的洹河。[26]这又一次证明了殷商时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当然，在商代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气候也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到了商代末期，这种变化更为强烈。对殷墟地区土壤剖面孢粉组合的分析表明，在距今7700—3400年间的古土壤层孢粉组合中都有较高含量的阔叶树花粉，并含有少量亚热带植物孢粉，正是当时温暖适宜的表现。但到了距今3400年以后，孢粉组合中乔木花粉显著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蒿属和菊科为主的草本植物。[27]这种现象固然与殷墟居民当年对树木的砍伐破坏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应是这一时期的气候恶化引起的。实际上，到了商代晚期，气候已发生干冷的演化趋势。这样的变化在黄河中游的商代遗存中也得到证实。从商代末期黄土剖面不同层面花粉属种的植物生物生态学特点看，陕西洛川、武功和岐山的古土壤层位常有栎、榆、槭、椴、胡桃、臭椿等花粉，并有漆、栗、化香、枫杨、枫香、山胡桃等花粉，这是温带和亚热带的常见植物花粉。但在黄土层位，上述乔木已很少见，而菊、蒿、藜的花粉异常突出，表明气候有所干凉。当然，当时的气候并未明显降低，仍是温暖型。[28]以上材料，可为我们认识商代的生态环境的基本轮廓提供线索。即在总的全新世大暖期背景下，表现为在商代早期出现有短暂的干旱，商代中期到后期有较长时期的温暖适宜期，商代末年环境又有转为干凉的迹象。这对商代的农业其中包括稻作产生有深刻的影响。[29]
由上可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全新世大暖期中的气候变化状况有一基本的了解。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我国甚至世界同步，都经历了全球范围的全新世大暖期，或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其时间范围在距今8500—3000年之间。在距今约8000—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气候由全新世的凉干开始向温暖转化，原始农业已脱离了初级发展阶段，粟作农业得到较快发展，在河南南部的舞阳贾湖一带已有稻作。距今7200—6000年是大暖期的鼎盛阶段，也是仰韶文化的繁盛时期，原始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粟作范围空前扩大。稻作农业向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区域拓展。在距今6000—5000年的全新世大暖期中的波动降温期，为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初期，气候波动剧烈，出现多次水位下降、气温变凉偏干的事件，但这种变化在各地有一定差别，如在黄河下游的山东郯城等地前阶段暖湿气候的特征仍在延续。这一时期的气候波动对农业生产有诸多不利影响。距今5000—3000的前1000年为气候波和缓亚稳定期。气候条件较上阶段有明显改进，龙山文化进入繁荣阶段，农业技术进步显著，在粟作农业兴盛的同时，稻作农业的规模和栽培技术都有了新进展。而后的1000年为大暖期末期，其间曾出现有气温下降、降水减少的气候变化，而之后比较暖湿的气候特征一直保持到距今3000年才逐渐衰落。[30]与之相应的夏商王朝时期的农业也在持续发展，稻作农业也在逶迤发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