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学上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进步。
当时，有人经过考证认为，靠近赤道的炎热如焚的地带中，含有一个湿润凉爽的地带，于是这位老先生划分了七个气候带。这时候，气候对于人类的重要性被再次有力地强调。
这个时期，在地理学各派的争论中，旅行家的地志一派取得了相当的优势。这时候，地理学正在和天文学分离开来。一般人要求地理学家要有自己的旅行经验，并能够把地理的记述穿插到历史的描写中去。
斯多噶派的波赛多尼阿斯（公元前 １３５—５０）现在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上古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
他除写了一部打算作为波里比阿的续集并穿插着许多地理材料的伟大历史著作以外，还写了一部关于海洋的书，它好像是一部内容广博的地理学。
朱里亚・恺撒（公元前 １００—４０），不仅作为一个古代大政治家，并且也作为一位著作家而闻名于世。恺撒曾有两部巨著：《高卢战纪》和《国内战争记》。
《高卢战记》里描述了高卢、日尔曼和不列颠，这对地理学家来说，是很有兴趣的。大家都知道在公元前５５—５４年，恺撒曾两次远征不列颠，两次横渡莱茵河，并按照他的建议，第一次在该河上架设了桥梁。
恺撒曾决定挖掘科林斯地峡，还企图凿通罗马至塞纳河间的运河，把台伯河和塔拉秦附近的海连接起来。
此外，恺撒还想放开粪溺的和贮水的沼泽的水，使其变成可供万人耕种的良田。他曾准备在当时被海水淹没的罗马近郊的海岸上修筑堤防，毁掉海岸上的水下岩石，修建海港和可供大船停泊的码头。
恺撒曾宣布改革历法：从前罗马每年为３５５昼夜，这就是较天文年少了１０昼夜。为了消除这种差误，由增长公开宣布补足所差日数。
照那样计算日数曾造成这样的混乱，比如到冬季才开始庆祝收割节。恺撒曾于公元前４６年聘用著名的埃及天文学家索集根，他曾向恺撒建议在罗马采用二百年前托勒密・埃维尔格特在埃及当政时所制定的历法。
恺撒审阅此项计划后，赞同他的建议，并在罗马帝国全境内颁行新历法。这个历法沿用至 １５８２ 年始加修改，自该次修改后直至现在，仍沿用这个历法。
罗马元老院还根据恺撒的建议，由测地学家测量所有领土。元老院也把这项事业委托了天文学家索集根，他为了完成这个工作，曾延聘了许多埃及的测地学家。
首先在罗马的广场上建立起里程标，从这里开始测量。罗马的许多道路用石标划出里程，石标上注明距离主要地点的里程数字。
马尔克・韦普桑・阿格里帕对于测量事业的成功贡献颇多，并于测量工作完成后，曾搜集了所有材料，根据这些材料绘制了世界地图。这个地图是绘制在罗马练兵场上一个宫殿的回廊壁上的。
阿格里帕在这个图上作了注解，这个注解曾经长期地成为地理学上重要的资料。这个地图的抄本曾传到各大城市，也传到各文武官员的手里。其中一张虽然是最晚的抄本，但显然是地图的根据，世称《波依丁格桂图》。
几乎与此同时，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大约在公元前１２６年，也就是西汉元朔三年，有一个叫做司马迁的年轻人，年方２０岁，中断了宁静的书斋生活，离别了大都市长安，踏上了壮游祖国大地的漫长的历程。
前后共２０年，司马迁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当时中国的各个地区。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巴山蜀水到东海南海，从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的都市到边境少数民族的村寨蓬帐。
这次成功的壮游，不光为他成功地撰写《史记》搜集了许多素材，而且他在饱览祖国河山壮丽景色的同时，还细心考察了当地经济情况，认真调查了一座座城市、都邑的由来、发生、发展，力求从复杂纷繁的自然、经济文化中理出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