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从上古到西汉初年农林水产、采矿、手工业和交通的地理分布资料，特别是对地区经济差别和城市分布问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看法。
司马迁在古城江陵，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沙市西北，渡过了长江，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美丽的江南。
那里地势低缓平坦，气候温暖湿润，江河湖泊星罗棋布，草木葱茏。司马迁对这些美丽的景色不禁赞叹不已。他赞叹这是个“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的好地方。
但是，当时的江南却人烟稀少，生产技术比较落后。这种情景，使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他所生活的、熟悉的北方。
比如，崤山以东的地区，人口的密度比江南要高出十多倍，土地肥沃，乡间村庄非常多，水利工程灌溉着片片农田，冶铁场所铸造出大量农具，收获时节，谷物登场，粮仓丰实。
再沿着从龙门到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北碣石山）作一番游历，又看到这里山丘起伏，高原连绵，草原茫茫，毡房散落，一群群的牛、羊、马匹如云彩朵朵游移其间，这里便是辽阔的牧区了。
这一次南北壮游在司马迁眼前展现了一幅南北自然、经济地区差别的图景。
司马迁深切地感到，要繁荣经济，创造、积累更多的财富，就得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生产。
后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全国分成了四个经济区域，即江南一个区，以及北方的崤山之东、崤山之西和龙门、碣石以北等三个区，记叙了各区不同的自然条件与物产，分别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性。
司马迁所作的分区，基本上是依据各地自然条件的特点，同时也注意人们利用、改造自然的不同情况，把自然和生产结合起来。这对于深入认识当时全国的农业状况，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是很有益处的。
在按区分析中，司马迁还发现：北方沂水、泗水之北，地少人多，常常遭受水旱灾害，自然条件较差，可那里仍然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桑麻养蚕事业发达。这主要是因为当地的人们重视农业，注意农业技本的改进，逐步提高了向自然斗争的能力，变不利为有利。
由此可见司马迁或多或少地已经认识到，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有利或不利，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
空气、土地、森林和地下的宝藏，都是生产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这一切只有通过人的劳动，才能加以开发利用。
人们只要不断提高生产力，增强向大自然作斗争的能力，即使是自然条件差劣，也能够突破限制，向大自然索取更多、更丰富的物质财富。
因此，原来的分区界限不应当看成是一成不变的。
以早期地广人稀的江南地区为例，少数统治阶级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后由于中原地区人口的不断南迁，北方先进耕作方法的逐步推广，在人们的辛勤劳动下，到东汉中期的时候，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而且能够调运北方，到唐代中叶以后，南粮北调更是逐渐习以为常，江南农业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北方。
司马迁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显然突出地强调了生产力的作用、人的作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实际上开创了我国古代根据因地制宜原则、分区记述农业生产状况的先例。
司马迁漫游了祖国的名山大川，除了调查各地的农业情况以外，还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广泛调查、了解了许多城市、都邑。
当时，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比较大的城市有十来个，唯独其中有个名叫“陶”（故址在今山东旧定陶县治西北）的，成了号称“天下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城市，特别繁荣。
“陶”之所以如此兴旺发达，其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司马迁来到这里，进行了实地考察。只见大街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又来到城边的济水岸头，只见水面上船来船往，络绎不绝，人们忙着从船上往下御货物，也有的忙着把货物装船，运到各个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