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间良好的交通联系是形成国际旅游客流的重要前提。当国与国以陆地为边界时，公路交通运输是主要的旅游方式。这些公路交通路线可能在旅游发展之前就已发展起来，其初始目的在于满足当地需要或工业的需求，旅游者最初只是探索性地沿公路旅行。西班牙东部的布拉瓦海岸旅游地就是这样被法国人“发现”的。50 年代时，法国旅游者驱车越过了法、西边界到达那里，以后人们认识到布拉瓦海岸的旅游潜力，从此公路才加以大力修缮，并建起了机场，大大加强了旅游客流强度。与此类似，欧洲中部和西部国家的旅游者，驾车沿亚得里亚海公路向希腊挺进，发现了沿途达尔马提亚海岸的美景，他们认为值得停下来旅游，从而旅游客流形成并加强。公路交通运输至今仍是世界主要旅游交通方式。世界国际旅游到达人数有3/4 通过公路运输实现，只有约12％通过航空运输实现，约有10％通过铁路和船舶运输实现。在欧洲，60～80％的旅游者驾汽车进行国家间的旅行，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占绝对优势。在北美洲也同样，从美国到加拿大的旅游者中，有65％以上的人驾汽车旅行；从加拿大到美国的旅游者也基本如此。在亚洲大陆，铁路运输在国家之间的旅行中起着较重要的作用。
远程旅行基本上依赖航空运输，采取包机飞行或定期班机飞行的形式。定期班机的航空交通网络及结构，目的在于满足固定地点的商业需求，但同时也将城市、工业中心与远距离、不发达的旅游目的地连结起来。
5.相对费用
相对费用反映在生活费用和货币兑换率上。如果两个国家在生活费用上存在很大差异，那么将会使旅游客流从生活费用高的国家向低的国家流动。
某一国家的货币购买力，是该国经济实力和国民生活水平的反映。对包括旅游者在内的消费者而言，价格在不同国家存在着巨大差异。如果国外某国消费品价格高于本国，这将妨碍旅游者到该国去旅游；而如果他们到消费品价格低于本国的国家去旅游，那么旅游者的金钱会有较高的价值。以英镑为例，如果1986 年英国的相对价格指数为100，那么在丹麦为141，在西德为127，在法国为119，在荷兰为115，这一类国家英镑相对费用指数都超过100，表明这些国家的商品比英国贵；而在另一类国家，如在意大利为98，在西班牙为84，在希腊为77，在葡萄牙为68，表明这些国家的商品比英国便宜。英国的旅游者到前一类国家比到后一类国家去旅游所需费用要高。从相对价格指数高的国家到指数低的国家，旅游客流往往比从指数低的到指数高的国家大。
由于货币兑换率的变化和各国通货膨胀率的不同，货币相对费用指数将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例如，从英镑的相对费用指数来看，在1981～1986 年期间，意大利对英国旅游者没有什么吸引力，而希腊与英国的相对差异在这一期间基本保持不变。丹麦和西德等国，对英国的旅游者而言，商品价格愈来愈贵。这种国家之间的价格相对变化，强烈地影响旅游客流的流向和强度，特别是在各国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业强烈竞争情况下更是如此。这导致在某一时期，旅游者从一个国家的旅游目的地，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与其相类似而费用又比较低廉的旅游目的地。然而，旅游行为的这种改变似乎存在一种滞后效应，在相对费用指数变化后，大约要经过1～3 年时间才会显示出来。价格差也能使世界发展中地区的旅游目的地变得有强大吸引力，吸引那些经济发达国家的旅游者。在经济发展中国家，生活费用相对要低得多，同时劳动力价格也低。如果发展中国家能按照可以令旅游者接受的标准提供旅游基础设施的话，那么以其相对便宜得多的假日旅游费用，就可以从发达国家吸引来大量的旅游者。位于世界发达国家旅游客源地附近的发展中国家，有些曾经历了旅游客流流入并且强度显著加大的现象。如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国家，已成为北美洲旅游客源市场的主要旅游目的地；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土耳其和北非国家，直接与南欧国家的地中海度假旅游业相竞争，成为欧洲旅游客源市场的旅游目的地。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太平洋岛国吸引着大量的亚太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澳大利亚和日本）旅游客源市场的旅游者。
6.文化联系
各国有关旅游的其他因素相同时，旅游客流可能首先在有共同文化联系的国家之间产生。共同文化联系主要指共同的政治历史、共同的语言文字和共同的宗教信仰等。影响国家间旅游客流的文化联系，主要有如下三类：
1）有共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它们之间能产生旅游客流。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共同的维京历史，其旅游者中有33～50％来自别的北欧日尔曼民族的国家。
2）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有大量移民，就会在移民母国与移民国之间形成文化联系。移民总是希望能回母国去寻根或探亲访友；而移民母国的亲友也会去移民国探望他们。移民的后裔往往向往他们祖先生活过的国家，希望去做探访旅游。美国是个典型的移民国，最初从欧洲的英国、德国和爱尔兰移民；到1860～1890 年间，有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到1900～1914 年间，又有东欧和南欧移民；近期（20 世纪60 年代以后），移民主要来自西南亚和拉丁美洲。除了过去掳掠和贩运的奴隶之外，美国实际上没有来自非洲的移民，中东移民也甚少。美国的海外旅游似乎反映了这些文化联系。在亚洲，历史上有大量中国人移居东南亚各国（如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等），成为这些国家的移民。这些移民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开发和经济发展曾作出过卓越的贡献。自1979 年以来，已经形成东南亚各国的新、老中国移民到中国的旅游客流。
3）过去的殖民联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它们独立以前都曾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殖民列强常常将其语言文字，以及教育、文化、货币和政治结构等强加于殖民地。尽管在这些国家独立后，殖民列强早已离开，但有些方面的联系仍在独立后的国家保留下来。这些原来是殖民地的国家，对原殖民列强的旅游者来说，可能成为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法国与其法属西非洲和北非前殖民地之间的旅游客流，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样，荷兰旅游者到苏里南，比利时旅游者到扎伊尔，英国旅游者到东非和亚洲前殖民地等，也都说明这一点。这些旅游客流反映了过去时代政治地理的痕迹。
7.政治因素
世界的政治地理，对国家间的旅游客流在很大程度上起着支配作用。一个国家长期政治稳定，对于旅游者和旅游业投资者而言，都更具有吸引力。国家间的政治冲突或合作，会妨碍或促进旅游客流的流向和强度。战争、恐怖主义活动及任何形式的不稳定，都能暂时或较长时间地直接妨碍国家间的旅游。对以往冲突的记忆和疑虑，较长时期的种族对立，也能妨碍国家间的旅游。它们之间的长期不和，使它们各自两国间的旅游客流远不是象所期望的那样强。一个国家的政治形象对国际旅游者有深远的影响。这一政治形象并不取决于那个国家政府自身的各种表白，而在于众多旅游者共同形成的印象。政治形象不佳的国家，很难吸引国际旅游者。
有些国家采取财政和法律上的措施，设置障碍阻止旅游，这可能对世界旅游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有些国家，所采取的财政和法律措施，包括对外汇的管制及对签发护照的限制，虽然不十分严格，但对旅游仍产生消极影响，妨碍某些国家间的旅行。
另外，某些政治协议能为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旅行提供方便，甚至起到促进作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调整了它们的许多法律和海关规定，结果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该地区各国之间旅行几乎享有完全自由。欧洲“统一市场”也在致力于使欧洲联盟各国的旅行者能在联盟各国间自由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