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龙山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发展
龙山文化时期是全新世气候变化较大的时期，但在整个大暖期的大环境下，也给黄河中下游地区稻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这一时期，在黄河中游的陕西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水稻的灰像。[43]在山西省襄汾县发现的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遗址，也浮选出稻米颗粒。[44]在河南省境内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稻作遗存有：汝州市李楼村龙山文化遗址的炭化稻米，[45]汝州市花石乡阎寨村龙山文化遗址的炭化稻粒和稻壳，[46]驻马店杨庄龙山文化遗址水稻植硅石、[47]新密市新砦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文化）炭化稻粒。[48]其中汝州李楼遗址发现炭化稻米100多粒，呈黑色，外观形态保存完整，表面纵沟清晰可辨，有的呈长圆形，有的呈短圆形，经专家鉴定，确认是人工栽培的稻米，其中既有籼型稻，也有粳型稻，还有个别的小粒型稻。李楼古稻反映了龙山文化时期稻作栽培技术的新进展。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发现了较为集中和相当规模的龙山文化稻作遗址。如日照尧王城遗址发现炭化稻米，五莲丹土遗址发现水稻植硅体，日照两城镇遗址发现大量农作物遗存，其中有数量较多的炭化稻粒和大量的水稻植硅体，在藤州市庄里西遗址发现280余粒炭化粳米，在临淄桐林遗址发现水稻植硅体，在荏平县教场铺遗址发现炭化稻粒，在栖霞杨家圈遗址红烧土中发现稻壳、稻茎、稻叶印痕。与山东龙山文化密切相关、同属海岱地区的安徽蒙城县尉迟寺龙山文化遗址、五河县濠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以及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龙山文化遗址、赣榆县盐仓城龙山文化遗址、赣榆县后大堂等龙山文化遗址或发现水稻植硅体、或发现炭化稻粒遗存，在藤花落除发现炭化稻粒籽外，还发现了龙山文化稻作水田遗迹。
龙山时代虽然是气候波动的时期，但黄河中下游地区还是在较长的时间内具备了稻谷栽培和生长的条件，加之粟作农业技术的成熟，南北之间农业技术的相互影响和交流，由此促进了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稻作农业更大规模地发展。从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到河南汝州市李楼遗址，从山东藤州市庄里西遗址、安徽蒙城县尉迟寺遗址到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龙山文化遗址，都发现有更为丰富的稻作遗存，从中可见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已得到较为普遍的推广。尤其是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稻作农业发展更为显著，甚至在有的地方（如日照两城镇、五莲丹土）稻谷种植量超过了粟，成为主要的栽培作物。
而从汝州李楼古稻既有籼型稻、又有粳型稻，还有小粒型稻来看，稻谷的种类已经多样化，人们已经选育了适应当地环境的多种稻谷品种，这都反映了龙山时期稻作农业的发展。
（四）夏商时代稻作农业的持续发展
提起夏代，很容易联想到大禹治水的传说，这实际上反映了远古时期气候发生剧烈变化的重大事件及其深远影响。大禹正是由于治理滔滔洪水的成功，才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缔造者。《史记·夏本纪》载：“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卑宫室，致费于沟洫。”“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51]这里的“致费于沟洫”，是说大禹致力于农田水利建设，而“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是说洪水经过治理后，可在地势低洼的地方垦辟为稻田；根据各地物产所宜，安排农业生产及贡赋事宜。大禹治水的传说，多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这说明在夏代建国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卑湿”之地，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古史传说也得到了考古学的验证。在传说“禹都阳城”的所在地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学者在对灰土样品的浮选中，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的炭化稻谷遗存。如前所述，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的时代为距今约4200—3750年，正处在夏代建国前后的时段。考古学者在新砦遗址发现了水稻植硅石，并分析出其植硅石类型以粳稻型为主，亦有少量籼稻类型。在属二里头文化的洛阳皂角树遗址，也浮选出清晰可见的碳化水稻标本，报告中称：大米粒椭圆形，略扁，两侧面拱凸，各有2条纵沟，一侧边缘近基部有一胚区，胚大部脱落，成一斜向深凹缺。粒长3.3-5.69毫米，宽2.58-2.81毫米，厚1.22-1.90毫米；长宽比为1.96-2.02，也有粒细者的长宽比为2.21-2.49。经专家鉴定为粳稻。属夏代文化中心区的洛阳皂角树遗址炭化稻粒的发现，为夏王朝时期已种植水稻提供了确凿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