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炀帝时代开凿、联结起来的南北大运河至今，经历了无数个朝代的变迁，大运河的命运也就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更替而不断改变。但无论怎样变化，大运河始终是当时不同时期的经济命脉。大运河的畅通与滞塞，在一定条件下决定了封建王朝国运的盛衰。隋唐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继秦汉之后的第二次大统一的时代。经济重心在北不在南的情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时国家的政治军事重心仍在北方，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了南方。因此，如何把已经南移的经济重心和尚留在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联系起来是一个新问题，能够解决这种问题的关键，就是沟通南北的运河，因而它的畅通与滞塞，直接关系到这种联系的中断或沟通，影响到国运的兴衰。
唐代安史之乱以前至宪宗时代，运河能够畅通无阻，把经济重心南方的物资大量运送到北方，以支持中央政权，当时历史上记载，“凡三年运（漕粮）七百万石”，使唐在安史之乱前武功显赫，国势强大。北宋时代，运河大体上也能充分发挥作用，虽然北宋在战场上较为退缩，但仍能长期站立得住。在宋金对立时，运河水道荒废，无法将全国的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联系起来，宋、金则无力对抗北方新兴的民族，从而分别陷于崩溃的命运。但无论北宋定都开封，还是赵构节节南败，直到偏安杭州一隅，都始终不愿远离运河。由此可见运河的重要性了。明代自永乐以后，定都北京，经济上也是依赖江南财富，维持封建统治。对南北大运河的全钱通航，也十分重视，主要对元代运河不断加以修整，以维持漕运通畅。明代利用南北大运河，北运南粮，并设漕运总督主管。运到京城的粮数，最高年份达到450万石。清朝康熙、乾隆两代，大修南北大运河，除了出于南粮北运的目的外，也还是为了游山玩水。康熙和乾隆各自都曾六次沿运河南巡。康熙曾说过：“朕每至南方，览景物雅趣，川泽秀丽者，糜不赏玩够时也。”乾隆也曾经说过：“江南名胜甲于天下，”南巡是为了“眺览山川之佳胜，民物之丰美。”当然有时也是为了视察运河的治理工程。封建帝王为了维持统治，整治运河，进行漕运。可是对从事漕运的劳苦大众所受的苦难，是不予过问的。
清代中叶以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爆发，黄河又改道，北流入渤海，海运逐渐兴盛，加上津浦铁通车，京杭大运河逐渐走向衰废阶段。到了民国时代，又经历了北洋军阀混战、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除了江南地区全部及苏北地区和河北地区的局部河段尚可通航外，通惠河及其余河段，悉皆堙废，益发变得有名无实了。
随着运河的诞生，运河沿岸的港口、码头、城镇，经过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的不懈努力和创造，日益兴起和繁荣。从运河的起点——古老的北京城，到运河的终点湖光山色的杭州城，不论运河怎样改道，也不论京都所在地如何变迁，运河总是将中国最富庶的广阔地带和历代京都都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运河是历代中央政权的生命线。历史上，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统一，并且走向经济发达，运河是起着大动脉的作用的。
两千年过去了。如今从北京到杭州，不但有铁路、公路，而且还有航空线路。然而不废江河万古流，京杭运河依然是这样拥挤忙碌，照旧是如此朝气蓬勃。位于北运河的天津地区的塘沽新港，建造了20多个万吨级泊位的深水码头，可以同时停泊万吨级远洋巨轮20多艘，并新建了燃料码头、客运码头和集装箱码头。塘沽新港已经和世界五大洲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成为中国首都北京出海的门户。
京杭运河的延伸，浙东运河沿岸的萧山、绍兴、上虞、余姚、宁波等城镇，都是古老而繁华的地区，尤其是宁波位于东海之滨、三江的交汇口上，它在今天腾飞，有着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保障。宁波远在秦汉三国时期就与海外有了交往，唐宋以来，已经成为中国三大对外贸易中心之一。它还同一衣带水的日本联系密切，日本的遣唐史、遣宋史、遣明史，大多从宁波上岸，中国古代文化也从这里传向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