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不仅起源早，而且大都经过了一批能工巧匠的精心规划设计，然后才施工建成的。也就是说，从城址的选择、划定范围到平面布局，都是经过事先精密安排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市的起源与规划是同步的，中国城市起源于西周，西周的城市就进行过整体规划，而且最早使用平面设计图。平面设计图也就是城市建设的蓝图，框定城市的范围，划定不同分区，使城市整体布局井井有序。中国城市从一开始就比较整齐，显然同进行过规划和使用平面图有密切关系。当然，也有人把中国都城规划划分为几个阶段，认为商和西周为初期形态，东周至两汉为密封式形态，曹魏邺城到隋唐长安为棋盘式封闭形态，北宋开封到元明清北京为开放式街道布局形态。这种观点只能视作是对中国古都规划模式的概括，并不反映整个中国城市规划的特点。因为唐代的扬州城已成为开放式城市，“十里长街市井连”，而西周的城市也并非看不到整齐规划布局的影子。从《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和东周王城的考古发掘，都可以证明西周的城市已进行过规划，而且最早使用了城市平面图。事实证明，中国城市的绝大多数都受规划思想的指导，有自己的规划原则和城市平面图。
1.规划思想
中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在一定的规划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由于城市是一个地区，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千差万别，各种地理条件各不相同，规划者必须依据地理条件、城市性质和可能，在一定的指导思想下进行规划，尽可能满足各个城市的不同需要，使城市能发挥它的不同作用，并显得庄严、大方、坚固、壮丽，一切都井井有序。当然，中国城市中从未经过规划而杂乱无章的也不乏其例，但对多数城市来说还是布局井然，应该说都是经过周密规划后才建成的。
关于中国城市的规划思想，直到目前尚无系统的理论研究，仅有一些零散的、互不关联的说法。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所研究的城市，目前主要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城市，应该从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时期的主要思想体系，来探讨中国城市的规划思想，才能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有利于进一步解剖中国城市的特点。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发达时期，把“天命”作为统治其他部族和广大人民的手段，其最高统治者就以天的代言人自居，称为“天子”。因此，“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仍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周人崇尚“天命”，必须把“天”的意志摆在首要地位。因此，在城市规划思想中突出“天命”也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最典型的就是明堂、宫室、宗庙的规划建筑，都是“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
“明堂之制，既为古宫室之通制，故宗庙同之。”也说是说，三者的布局形式是一样的，必须“太室”居中，而且“太室之上，为圆屋以覆之，而出于四屋之上”，以表现“天命”最高，“天”是真正的主宰神。圆屋，正是原始社会以来，“天圆地方”概念的具体体现。太室之外的其他堂室，一律为方形，即代表了“地”。明堂始于周，“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宫也。黄帝曰合宫，尧曰衢室，舜曰总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阴馆，周人曰明堂”。对于明堂的形制，说法不一。《大戴礼》云：“明堂九室……上圆下方”；《授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牖”；《考工记》曰“明堂五室，称九室者，取象阳数也……上圆象天，下方法地……五室者象五行也”等等，“皆无明文，先儒以意释之耳”。王国维的通考可作为结论，即“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其名则《月令》诸书谓之青阳太庙，青阳左个，青阳右个；明堂太庙，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总章太庙，总章左个，总章右个；玄堂太庙，玄堂左个，玄堂右个”。根据王国维《通考》附图，太室居中，青阳、总章太庙分居东西，明堂、玄堂太庙分居南北，构成东西南北中五个正方形。既然明堂、宫室、宗庙的布局是一个模式，那么,“天圆地方”的思想就应该是中国奴隶社会城市规划的主要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城市规划就有了明确的中心点，然后对称布局，明堂结构就是典型例证。《周礼·考工记》虽然晚出，但也反映了周代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即宫室居中，对称布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模式。这种结构形式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早周的宗庙或宫室就是这样布局的。考古工作者在岐山京当凤雏村发现的早周的宫室遗址，其平面布局就是殿堂居中，有东厢、西厢、后室、门房等对称布局。丰镐的布局虽然得不到考古上的证实，但东周王城考古却可以成为佐证，即与《周礼·考工记》的记载相仿佛。尤其是周原早周都城的发现就更证实了这一点。早周都城位于岐山县贺家村与凤雏村之间地下1.5米深处，东西长700米，南北宽550米，接近方形，宫殿位于中央。有了中心，自然也会对称布局。对称的概念虽然来自对人体对称的认识，但运用在城市规划中，却是从周代开始的。
当然，阴阳五行思想、风水思想等，都起源很早，应该说，对中国城市规划都有影响，但在奴隶社会时还不是主流。中国奴隶社会的城市，尽管处于城市发展的初期阶段，但也是在一定的规划思想指导下而建成的，这就是以“天命”思想为指导的中心对称布局模式。
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是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交替的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于没有统一的或主要的指导思想，反映在城市规划上也就没有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这一时期兴起的城市很多，使中国城市得到很大发展，而城市的形制多式多样，不具一格。由于注重实际，因地制宜建设城市就成为普遍接受的规划原则。
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以后，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国达两千余年之久。在这期间，尽管各种思想文化都有发展，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主导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城市规划思想也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尽管儒家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但被董仲舒发展了的儒家思想，却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以“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作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信条。秦汉以后的城市规划思想当然也受这种等级制度的制约，以体现封建统治者的尊严。首都规划中以皇宫为主体和地方城市规划中突出衙署，都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
在每个王朝的首都规划中，都毫无例外的以皇宫为主体，西汉长安、东汉洛阳、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六朝建康、隋唐长安、北宋开封、南宋杭州、元明清北京，都是如此。当然，从邺城开始，中国首都规划中的中轴线已经定型，皇宫无不摆在中轴线上，以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同时，有了中轴线以后，不仅可以突出皇宫的重要地位，也为对称布局创造了条件，使城市庄严、肃穆、大方、壮观。地方城市规划虽不像首都那样严格，但把衙署摆在什么地方也是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在中国地方城市中，衙署不是居中，就是占据高地，几乎无一例外。居中是为了指挥方便，占据高地就是要控制制高点，以维护安全。
《周礼》是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关于首都规划的原则，一直是封建社会中都城规划的指导思想。元代的大都城把这种规划思想发展到顶峰，创造了中国都城的理想楷模，证明这种规划思想能够充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显示皇权的尊严。当然，儒家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也要求皇宫居中，以皇宫为中心对称布局。《周礼·考工记》虽然没有谈到一般城市的规划原则，但中国的地方城市都是封建统治者营建的，必然处处体现封建统治者的意志，把儒家思想贯串于整个城市规划当了无疑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但并不排除其他思想的影响。像阴阳五行、“风水”等思想，都对城市规划有影响。 前者就是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顺次叫做‘五行相生’，逆次叫做‘五行相胜’。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后者就是堪舆学，即观察风向、水文的一种学问，把“风水”作为选择住宅、丧葬的理论根据。上述思想虽然含有封建糟粕，但也有合理的内核，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城市规划。五行既然能相生、相胜（相克），而且变幻无穷，在城市设计中自然要注意方位，使东、南、中、西、北都能得到合理利用，有利于王朝的统治和安全。这就是“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道理。就连统治者也要居于正位，按照五行原则衣食住行、治国安民，即按中方本图、中方副图；东方本图、东方副图；南方本图、南方副图；西方本图、西方副图；北方本图、北方副图的原则行事。对于“风水”学现在更有新解，认为是古代人们“环境选择”的学问，其核心是“生态”环境，要求在特定小环境内部相互协调，以达到生态环境内部的统一。城市规划就是要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风水”学自然会有许多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