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是一种巧合，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中，我几乎一直与城市历史地理打交道。五天以前，我接待了我的老朋友、夏威夷大学教授章生道先生，他是一位城市历史地理学家。那天，地理系和城市科学系的数十位教师及研究生与章先生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是由我主持的，一开始我就向与会者介绍：这是大名鼎鼎的城市历史地理学家，是《有城墙的都城形态》（The Morphology of Walled Capitals）一文的作者，这篇精湛的论文是收编在一本由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美国汉学家施坚雅（G·W·Skinner）主编的巨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之中的。“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城市的特色。中国的城市研究者，不论其研究的是历史城市或是现代城市，大家都熟悉这篇论文，而这天的与会者，除我以外，几乎都没有见过此文的作者。与慕名的同行学者见面，大家都很高兴，所以座谈会开得很好，而所谈的，主要就是历史上的城市。
三天以前，我的另一位老朋友，英文《中国日报》总编陈砾先生惠临舍下，他不是一般作客，而是特地转道杭州来帮助我解决一个有关城市历史地理的困难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的出版问题。提起此书中译本的沧桑经历，不禁令人怅然，所以必须多说几句。
此书原版本是施坚雅在70年代末期寄赠给我的，当时，世界各国的城市学者已经发表了不少书评。我选择了美国和日本学者的书评各一篇，请人译出，并由我加上一个引言，在《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发表。得到了不少城市学者的好评。接着我和施坚雅见了面，商量把此书进行中译的问题，于是，我组织了几位擅长英语的朋友动手翻译此书，施坚雅立刻为中译本写了序言。在全书基本译成以后，应他的要求，我为此书写了长篇书评。记得这是1985年春季，当时，我在国立大阪大学任教，而施坚雅则在东京庆应大学任教，我们的一位日本朋友，也就是此书中的一个名篇《宁波及其腹地》的作者斯波义信教授，当时也任教于大阪大学。2月16日是施坚雅的生日，他们夫妇特地从东京来到大阪，邀请斯波夫妇和我们夫妇在大阪市中心梅田的一家著名的餐馆共进他的生日晚宴。席间，我把即将在《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发表的我为此书所写的书评《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文的内容告诉了他。我的书评并不是一篇捧场文章，书评肯定和赞赏了一些文章和观点，例如我对施坚雅提出的关于中国“中世纪城市革命”的观点，我作了充分的肯定。又如对斯波的《宁波及其腹地》一文，施坚雅在此书《导言》称赞：“斯波关于宁波城市的经济描述，在现有叙述传统中国城市的英文著作中，很可能是最完备的一种。”我在书评中则补充了施坚雅的话：“在我所读到的有关宁波城市研究的中文著作中，像斯波这样的论文实在也是凤毛麟角。”但是我也批评了一些文章和观点，例如芮沃寿（A·F·Wright）的《中国城市的宇宙论》和牟复礼（F·A·Mote）的《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两文中都论及的所谓《宇宙论》，我认为这两位作者都没有懂得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又如对拉姆科（H·J·Lamley）的《修筑台湾三城的发轫与动力》一文，我认为作者没有学过地理学，不懂得地理环境在城市建筑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我的这些言论，施坚雅听得十分出神。不久《杭州大学学报》出版了，而且，《新华文摘》在当年第8期基本上全部转载了这篇书评。说明学术界对此书是非常重视的，可惜出版界并不完全这样。
由于此书的名声确实很大，所以有一个出版社知道我们翻译此书，立刻欣然接受，并且列入他们的所谓“重点书”。但是当全部译稿到达他们手中的时候，他们发现这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学术专著，出版以后不会有很大的销路，“商品意识”促使他们把此书的出版拖下来，而且一拖十年。由于我自己没有参加此书的翻译，交稿以后，以为迟早总要出版，一直没有再关心此事。直到不久以前，朋友们下决心从出版社索回译稿与我商量之时，我才明白，此书名声在这个出版社的总编先生眼中，毕竟敌不过“商品利润”。于是我才写信求助于陈砾先生。陈砾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并非历史地理学家，但是我深知他知识广博，眼光远大，又是多年与外文打交道，或许能够给我帮助。果然，在他接到我的信后，立刻挂电话给我，由他负责联系出版。接着，趁一次因公南下的机会，到舍下走访，说他已经找好了出版社，把译稿和原书一起带走。在搁置了十年以后，此书与中国读者见面，总算有日可计了。
就在陈砾先生离杭北返的次日，我收到马正林教授用特快专递寄来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校稿，要我为此书作序，这就是如前所述的在几天之中我和城市历史地理的第三次交道。接待章生道先生和陈砾先生的造访，应该说都是使我愉快的事情，但是当我读完了马先生的大作以后，我的愉快心情确实远远超过前述二者。因为这不仅是马先生的一种专著，而且更恰如其分地说，是一部通论性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高等学校教材。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这是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又一重大进展。因为大凡一门学科的形成，开始总要经过许多学者零星分散的专题研究，积累起许多研究成果，然后再由若干学者，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和总结，编写出有关这门学科的通论性著作，于是，这门学科就趋于成熟，从此可以加速发展。马正林教授从事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科研已经二十多年，而他之所以能编著成这样一部不同凡响的著作，除了他个人的非凡努力以外，同时也依靠这门学科领域中的许多学者，上述章生道教授的《有城墙的都城形态》当然是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的一项杰出研究，而施坚雅教授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早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空前杰作。但是如前所述，所有这些，都是学者们零星分散的专题研究。马正林教授的皇皇巨著正是以许多前辈学者的专题研究为基础而编著出来的。上述我在这几天之中经历的这三件事，相互之间其实具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实在是一种学术上的令人高兴的巧合。
我之所以认为马先生的这一成就，是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重大进展，这是因为，在历史地理学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城市历史地理学显然是一个热门，不论在中国和外国都是一样。我在拙作《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6辑，1988年）一文中曾经指出：“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或许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成果最多和最富于创造性的部门。从50年代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出版了许多专著，发表了大量论文。”在中国，50年代以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曾经一蹶不振。正如我为侯甬坚先生所著《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书所写的《序言》提到的：“人文地理学被批判、排斥。学者们对此不仅裹足不前，而且视作畏途。”作为人文地理学成员之一的城市历史地理学，直到7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所发展。马正林先生的《丰镐——长安——西安》一书出版于197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当时，城市历史地理著作在国内还相当少见。到80年代初期，这种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我于1983年主编出版了《中国六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接着成立了中国古都学会，于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似地萌发出来。这些研究成果仍然是专题性的著作和论文，但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成为历史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中的翘楚。所以城市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在推动整个历史地理学的前进脚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通论性的著作，在历史地理各分支学科中，由城市历史地理学率先编著出版，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