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指出，此书是马正林先生在高等学校执教二十多年的成果，所以在我看来，它完全适宜于作为一种高等学校教材。作为一部教材，此书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它至少具有完整、严密、创新三个特点。当然，这也是作为一部优秀教材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首先，教材不同于专题研究，教材必须为学生提供这门学科的完整和系统的知识。前面已经指出，通论性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出版，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成熟。所谓学科的成熟，主要指的是这门学科，从理论到方法，从抽象的逻辑思维到具体的资料内容，都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也就是为这门学科编著教材的基本条件。否则，凑合若干专题研究的材料，那就只能称为“讲座”。现在，我所看到的这部教材，从绪论开始，内容包括十章。在论证了学科研究的对象任务以后，分别讨论了中国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墙、类型、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作为城市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研究，这些章节，已经具备了学科的基本内容，可以为学生提供这门学科完整而系统的知识。以第七章《中国城市的平面布局》为例，作为《中国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这是学生必须掌握的最具体和最基本的知识。教材把这一章分成著名都城和著名地方城市两类加以论述。前者包括13个小节，论述了不同时代的7处著名都城；后都分成37个小节，论述了不同时代的16处著名地方城市。学生学习了这二十多处历史城市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迁，则中国历史上的最主要的著名城市已经基本包罗无遗。这样的教材，如能使用得当，学生所获得的知识，不仅是完整而系统的，而且是扎实和巩固的。
作为教材，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是科学上的严密性。因为教材的作用，不仅是为了提供学生以完整和系统的知识，并且还应引导学生日后在城市历史地理方面的继续深造，让他们懂得在这门学科中做学问的方法，所以教材在科学上的严密性，对于学生来说，实在至关重要。而此书在这方面也是值得赞许的。例子很多，不妨从卷首的《绪论》中举出一个。因为这部教材的内容集中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城市，而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地理实体，正如我为张步天先生所著《中国历史地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所写的《序言》中引述的、我于1983年在日本关西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的话：“除了地理以外，以区域为基础而进行研究的学科又如此之多，在一个区域里，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比二三十年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城市也是一个区域，而且是一个人文景观特别复杂的区域。研究城市的学科及其成果，真是汗牛充栋。为此，教材必须严格区别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和其他城市历史研究的不同，让学生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不至于面对浩瀚的城市历史资料而手足无措。现在，教材在《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中，一开始就指出：“历史学所研究的城市与城市历史地理学是有严格区别的。前者着重于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后者则着眼于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地理空间，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接着，教材在详细阐述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所研究的城市内容后，专门论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城市，指出：“城市历史地理学既然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所研究的城市就只能是地理实体。也只有这样，才能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城市区分开来。”
上面所举的这个例子，是城市历史地理学的开宗明义，是必须让学生彻底了解的问题。编著者在这方面的确下了极大的功夫，而教材在科学上的严密性也就充分地体现。
最后，教材不同于专题研究，而且也受编著出版时间的限制。在一门学科中，有的专著对其中某一问题研究得特别精深，另外，学者们每年每月都有新的研究成果发表。但教材属于通论性的著作，在学科领域中，它有面面俱到的任务，并不是一本论文集，不可能用大量的篇幅论述某一专题。同时，教材的更新也显然跟不上学术界随时发表的成果。不过，由于教材供教师在课堂讲授之用，所有上述缺陷，都可以通过讲授加以弥补，每一门课程都是如此，毋需赘述。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着重说明，我把马先生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视作一部教材，绝未忽视他在这方面的创新。尽管作为一部教材，此书以后需要不断更新，但应该说，从现状来看，这是一部有创新意义的教材。这中间的不少创新内容，对我来说，也受到很大的启发，不妨也举个例子。
历史城市的研究者，不论是研究城市史、城市地理或其他方面，长期来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即什么是历史城市？所谓城市，其本身不过是一种聚落，这种聚落能冠以城市之称，现代各国都有明确的指标，而这种指标基本上都是计量的。譬如人口指标是目前世界各国所通行的城市的指标之一。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都有人口的计量数值。但对于历史城市，要获得各种计量数据，实在十分困难。施坚雅通过大量资料的分析计算，也无非得出了8世纪的长安（今西安）人口达100万，北宋的东京（今开封）在其最后年代人口为85万，南宋的临安（今杭州）在其最后年代人口为120万（《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一编《导言》）。中国历史悠久，城市众多，要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城市的人口计算出来，这实在是不可能的。其实，这不仅是中国，世界各国都有同样的困难。在拙编《中国历史名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书的《序言》中，曾经引用日本学者狩野千秋综合西欧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意见，把古代城市形成的条件归纳为七个方面：即一，最原始的国家组织与王权的确立；二、稠密的人口；三、社会阶级的分化与职业的专业化；四、巨大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建造；五、文字、金属器的发明与科学技术的发达；六、由于剩余物质的生产而出现了有余暇从事知识性的活动；七、商业与贸易组织的发达。这七条，其实都是定性指述，完全没有计量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历史城市研究者，常常采用一种不得已的历史城市标准，即凡是历史上曾经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就作为历史城市。我曾经在拙作《聚落、集镇、城市、古都》（《河洛史志》1994年第3期）一文中，无可奈何地抱怨这种标准，我说：
一般而论，这种标准或许可以作为权宜措施，但其实存在不小的偏差。例如，40年代初期，我曾到江西省东部的一些地方居位过，在那里，浙赣铁路线上有一个很小的县份横峰县。当地民谚说：‘小小横峰县，两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四门都听见’。这个民谚显然是从明、清流传下来的（横峰原名兴安，明代始建县）。像横峰这样一个弹丸小邑可以称为历史城市，而附近存在着全国四大镇的景德镇和江西四大镇的河口镇，却因没有一个县政府而只能称为历史集镇，这当然是很不合理的。其实，像横峰这样的例子在全国并不罕见，清佟世恩所撰的《鲊话》一书中所描述的清广东恩平县的情况就更为突出，此县：城甚小，周围只有六百四十步，仅有两个城门，城内除县衙和学宫两座砖木建筑外，其余悉是草舍。就是因为有了一栋县衙，恩平就算一个历史城市。这就是这种行政标准所存在的明显缺陷。不过，在统计资料十分缺乏的古代，要在数量庞大的县邑之中区别哪些是历史城市，哪些不是历史城市，现在看来，这是很难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