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城市起源的时代
关于中国城市出现的时代，仍是目前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原始社会后期的龙山文化，就是中国城市出现的具体时代，因为考古上已经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古城，城也就是中国城市的雏形，或早期的城市。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城市出现于原始社会的三次大分工之后，城市是由市直接发展而形成的，市是城市的前身。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最早筑的城，实际上是有围墙的村落，具有真正规模的城市出现于春秋后期，战国时才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其实，中国古代的城和市都兴起比较早，原始社会后期都已经出现。《黄帝内传》、《世本》、《淮南子》、《吴越春秋》等古籍，都记载黄帝“筑城”或“鲧作城郭”。而且还特别说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显然是防御工程。这种防御工程并不是城市，和城市没有任何联系。早在原始社会后期，不仅文献记载“黄帝筑城邑”，“夏鲧筑城”，而且已得到考古上的证实。考古资料证明，我国的筑城起源于原始社会中后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代，分别在山东、河南和湖南发现了这样的古城。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了完整的古城，距今已有四千年之久。该城面积仅0.17平方千米。1994年，又在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屈家岭文化中期古城遗址，距今已有4800年之久，出土文物极其丰富。这座古城遗址的发现，不仅为长江流域人类文明史增添了光彩，而且把中国古城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近一千年。接着，又在河南省郑州市北发现了距今5300年前的古城，把中国古城的历史推向了近6000年左右。尽管中国古城出现的很早，但仍然是防御工程，不具备城市的基本形态。城，就是用夯土筑成的高大墙体，展成一线称长城，围成一圈就是城。《墨子·七患》说：“城者，所以自守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城是以防守为基本功能。城市则不然，它必须有集中的居民和固定的市场，二者缺一都不能称为城市。根据中国历史的特殊情况，当在城中或城的附近设市，把城和市连为一体的时候，就产生了中国早期的城市。
市是货物交换的地方，开始时物物交换，货币产生后就成为买卖的场所，即市场，和城没有任何关系，更不能说是城市。《易·系辞》：“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卦名，设法以合物也）。”《世本·作篇》，颛顼时“祝融作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这就说明，市与城也没有关系，只是进行物物交换的场所，与今天的农贸市场或农村集市很相近。这种市不具备城市的基本形态，也并不都是中国城市的前身。因此，把中国城市的时代认定在原始社会的后期是不对的，当时虽然有城、有市，但并没有什么关系，前者为了“盛民”，后者为了“买卖”，毫不相干。这样的“城”和“市”早就存在，但各有自己的功能，二者之间也没有任何连系，只能看作原始社会的“城”和“市”，不能称之为城市。
中国城市出现的时代应该是西周，因为夏商的都城是否设市，既无文献上的依据，也没有考古上的证明，只有西周的都城丰镐设市，有《周礼·考工记》为证。在中国，只有到了城内或城的附近设市的时候才出现了城市。因为人口众多和有市场是城市的基本标志，二者缺一都不能称之为城市。仅有市而无集中的居民，或者仅有集中的居民而无市，仍然只能是单个的城或市，都不是特定意义上的城市。城市并不一定有城，但必须有市，才能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中国早期的城市是城和市的结合体，往往先筑城而后设市，城的地位和作用比市更为重要，这是中国特殊的历史、自然环境所形成的中国城市的独有特点，不能以一般城市形成的规律来解释。西周的首都设市，一般诸侯国的都城也应该设市。《周礼》就有司市，市的设立和管理已成为政府行政职能的一部分。市场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市有市门，定时交易，“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证明市区狭小，必须分次聚合才能满足交易的需要。当然，设在中小城市的市，入市交易的人数有限，未必都如《司市》所言，分次聚合。西周时已形成早期的城市，但城市的称呼却出现很晚。日本人认为“‘城市’一词的语源，出自中国。当时有商贾‘集中之地’、‘市’、‘都’的意思”。
2.“城市”名称的来源
中国城市出现于西周，但在西周的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城市”一词。不难看出，城市兴起在前，概念形成在后，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只有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出现城市的概念势在必行。《诗·鄘风·定之方中》首先记载了春秋时卫“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的事，这应该是春秋时代最早出现的“城市”一词。不过，根据孔颖达的疏文，不应“城市”连读。他说：“文公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处，始建市，使民得交易……而始筑城立市，故连言之。”尽管筑城立市符合中国早期城市兴起的特点，但仍为单个的“城”和“市”，还不是我们所说的有关城市的特定概念。
关于中国城市的概念，出现于战国。开始称“置社有市之邑”，也就是指城市。《战国策·齐策五》，苏秦在游说齐缗王时说：“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战国策》和《资治通鉴》中都有“城市邑”的称谓，也同样指城市。《战国策·赵策一》，赵曾割“城市邑五十七，命以为齐，而以求安平君而将之。”《资治通鉴·周赧王五十三年》，韩国为了阻挡秦国，愿献城于赵，“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献之大王”，促使秦、赵交战。胡三省说：“城市邑，言邑之有城市者，指言大邑也。”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只有大邑才具备城市的资格。《韩非子·爱臣》才明确提出了城市的概念，他说：“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城市一词终于成为反映特殊地理实体的准确概念，一直延用至今。由此可见，直到战国后期，才有了城市的概念。当然，城市产生在概念之前，前到什么时代，笔者认为就是西周。西周的城市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市还有一间之隔，由于手工业、商业发展的程度和人口多少不同，城市的形态也就有了差异。概括地说，中国早期的城市，是在城内设市以后产生的。后来，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一些交叉路口、水路码头、军事要塞，或人口集中的地方也形成了城市。这些城市并不一定筑城，但它们都是真正的城市。因为这些地方既有众多定居的人口，又有市场，符合早期城市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