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古稀的我国著名学者、翻译家戈宝权先生 1987 年荣获法国“荣誉博 士”的光荣称号。为此，这一年 2 月下旬他应邀来到巴黎，接受经法国国民 教育部批准、由巴黎第八大学授予的学位证书。巴黎第八大学是法国于 1969 年创建的一所新型综合性文科大学，注册学生约 2 万人。中文系是该校主要 学科之一。由著名的汉学家米歇尔·鲁阿夫人领导的法国主要研究中国文学 的机构，“鲁迅研究中心”即附属于该大学。 向戈宝权颁发证书仪式在该校会议室举行。仪式简朴、庄重，巴黎第八 大学校长克洛德·弗里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戈宝权先生在外国文 学研究及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贡献。他说，这是该校第一次将“荣誉博士”学 位授予一位外国学者。他讲话之后，米歇尔·鲁阿夫人介绍了戈宝权先生的 主要业绩及对第八大学师生在研究中国文学方面给予的巨大帮助。她本人 30 多年前开始学中文时原名为“罗美施”，不久改名为“露阿”，后来又取鲁 迅的“鲁”字及“阿 Q 正传”中的“阿”字，合成“鲁阿”为名，可见她对 鲁迅先生感情之深厚。鲁阿夫人领导的“鲁迅研究中心”已成立 10 年，系统 地翻译了鲁迅作品多部，不久将完成“鲁迅全集”的法文版出版工作。 戈宝权先生在答词中对获得巴黎第八大学“荣誉博士”称号感到荣幸， 同时表示他深切的谢意。他说，他热爱法国古远的文化和历史，热爱法国的 不朽文学和艺术，更热爱勤劳勇敢的富于智慧的法国人民。他回顾了中法两 国文化交往的历史，说：“在 1919 年中国开始的‘五四’文化革命运动以后， 法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大仲马、雨果、福楼 拜的，还是左拉、莫伯桑、法朗士、罗曼·罗兰的都被大量地译成中文；至 于罗曼·罗兰在 1925 年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向中国弟兄们的宣言》更在 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近几年来，中国不少的古典名著，如《红楼梦》、 《水浒传》等都被译成法文，现代的中国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 金等人的作品也被介绍给法国读者。” 在戈宝权先生接受“荣誉博士”之后，我们来到坐落在巴黎北部郊区的 第八大学校园中的一所住处，访问了戈宝权教授。他热情地接待我们，态度 谦和，平易近人，谈话亲切、随便，完全没有把我们当成晚辈。他神采奕奕、 精神焕发，在两小时内侃侃而谈，全然不像是一位已年届 74 岁的老人。 许多人知道，戈老是我国研究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文学的最著名的专家， 但他对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的研究，特别是对罗曼·罗兰与中国的关系、 与鲁迅的关系的研究是鲜为人知的。戈老告诉我们，当他还是十七八岁的大 学生时，就开始学习法语并对法国文学发生了兴趣，读了罗曼·罗兰的不朽 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他的三部名人传，特别是其中的《贝多芬传》 后深受鼓舞。罗曼·罗兰笔下的人物成了他生活中的伴侣。1935 年他作为中 国的新闻记者在莫斯科红场的全苏体育大检阅的观礼台上亲自与这位大作家 及其夫人见了面。当时，他们正由高尔基陪同参观检阅。1938 年他第一次来 到罗曼·罗兰的故乡—美丽的法兰西。当时他是取道西欧回国参加抗战，曾 在巴黎、马赛等地逗留。法国的文化、历史、文学、艺术都深深吸引着他。 后来他开始了关于罗曼·罗兰与中国关系的研究。罗曼·罗兰与中国无产阶 级文学的旗手鲁迅的关系更是他研究的重点。戈老对我们说，罗曼·罗兰十 分推崇鲁迅，他亲自校订了鲁迅的《阿 Q 正传》法译本并交付出版。罗曼·罗 兰曾认为，中国的鲁迅是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 1984 年戈老再次来 到法国，年已九旬的罗曼·罗兰夫人三次在寓所会见了他。罗曼·罗兰夫人 住在巴黎蒙巴纳斯大街，她有俄国血统，曾是罗曼·罗兰的秘书，后来成为 他的忠实伴侣。两位老朋友一见面就用俄语热烈交谈起来。罗兰夫人还不时 用法语向她的助手和秘书介绍说：“这位先生在莫斯科见到我们时，还是个 20 多岁的青年。半个世纪过去了，他头上也有了白发。”戈老忙说：“我也 是 70 多岁的人了。”会面中他们共同回忆与探讨了许多问题。戈老关于罗 曼·罗兰与中国的研究，尤其是关于罗曼·罗兰与鲁迅的研究工作已引起中 国、法国、美国及日本学者的重视。 巴黎第八大学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重点学校。这里的鲁迅研究工作得 到戈宝权先生的全力支持与大力帮助。他们经常写信给戈老，请教疑难问题。 戈老每次来巴黎他们也都不放过机会登门求教。戈老说，在法国开始出版《鲁 迅全集》的同时，中国也开始出版《巴尔扎克全集》，这都是中法两国人民 文化交流史上的光辉篇章。 诚然，戈老更大的学术成就还是在研究前苏联各民族文学方面。他此次 来巴黎之前恰恰刚结束了在前苏联的二个月访问。他愉快地回忆起这段不寻 常的经历。他应作家协会的邀请，先后访问了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爱沙尼亚及俄罗斯七个共和国，与当地的作家见面、 交谈。每到一处，他都朗诵一段当地最有名作家的作品，因而深受欢迎。他 在莫斯科还出席了普希金逝世 15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与学术讨论会，作了“普 希金与中国”的发言，并当场朗诵了普希金的著名诗篇。戈老在 30 年代曾任 “大公报”常驻莫斯科记者，在那里工作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他又在我驻苏使馆领导文化工作，使他有机会深入地接触与研究苏联文学、 俄罗斯文学及东欧国家的文学，从事许多翻译与介绍工作。 戈老说，研究中国与外国的文学交流是个很重要的课题，但又是目前许 多人不愿涉足的领域。目前的情况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大多喜欢研究 外国作家与作品，而不愿研究它们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而从事中国文学研 究的人又不愿或者由于不懂外语而不能研究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 “我愿意继续在这个人们不愿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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