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中旬，丁玲同志率作家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行前，澳方送来访问日程，附带提到，此行陪同是GEREMIE BARME。熟悉他的一位青年翻译嚷道：“他叫白杰明，在中国留过学，汉语好得没治了！”丁玲和陈明同志也认识他。1979 年他拜访过丁老，随后写了三篇报道。由他来陪同，我们代表团的成员都觉得很合适。
上了飞机，发现诗人牛汉同志带有一本白杰明写的中文书，这可新鲜，便要过来看。原只以为他汉语说得好，倒没料想到还能用汉语写作。这是一本叫《西洋镜下》的集子，1981 年香港初版，1983 年再版，其中收集了作者1979—1981 年初的50 篇随笔和杂文。从书后的“新书介绍”栏看，《西洋镜下》（第二集）也已出版。1982 年9 月作者为第一集写的再版序中说道：“《西洋镜下》辑集发行已经一年半了。据出版者讲，居然有些珍惜‘异物’的人，虽曾看过劣文多篇，仍是甘心掏腰包自愿受‘二茬罪’。本来有人肯买这本小书已属意外之事，现在存书将告售罄，又要再度投胎，不免使我惊疑。”又说：“《西洋镜下》出版以来，承蒙不少评论家垂青。谈论它的书评都十分客气，也给了我很大的鞭策鼓励。”从文章的某些标题就可看出他的汉语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如《拿来而拿不到主义》、《养乎？杀乎？》，《‘知道分子’刍议》，《异样也是常态》，《时不再来》等等，对于一个在1979 年时只有25 岁的外国青年来说，这样的文学水平，应该算是很不错了。
翻下去，发现他对某些北京的土话，比我这个在北京住了多年的人了解
得还多。例如我从他的书中才知道“事儿妈”，是对那些“多事”或“爱管
闲事”者的称谓。
从书后的作者介绍和白杰明书中的叙述来看，他是德裔澳大利亚人，曾
在堪培拉国立大学攻读语言与中国历史，1974—1977 年来中国进修现代和当
代中国文学，然后在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工作。1980 年初开始在澳学习日
语，10 月后赴日本继续学习。看来他颇有语言天才，除英语是母语外，还学
过印尼语、法语、德语、梵语、巴利语、拉丁语、汉语和日语。
飞机抵达悉尼，一出机场海关，就看见迎接我们的人中有个蓄着浓黑连
腮短胡的青年人，他就是白杰明。开始因彼此不熟，或许由于腼腆，他显得
有些寡言。我便主动与他攀谈，告诉他我们不仅已久闻其名，还正在拜读他
的大作。他有点意外，说：“真的吗？”知道共事者了解他，他很高兴，话
题自然就多了。
我们是根据中澳文化协定去访问的，在澳的两周里，每天由他陪着按日
程活动，从早到晚生活在一起，彼此不拘礼节，相处融洽。
开始，我们还称他为白杰明先生，逐渐地也就不把他当外国人看待，丁
老按中国习惯叫他小白，这样更顺口，我们就跟着叫开了。他对丁老尽心照
顾，上上下下像对自己的老奶奶一样尽心。对我们几个身强力壮者，他又常
给加点额外项目，如领我们去中国餐馆用餐。澳各城市中国餐馆林立，价钱
又比吃西餐便宜。他本人也中国化了，跟着我们这些湖南人、四川人喝辣椒汤，吃麻辣豆腐。
他希望从中国作家这里了解些中国文学和文坛的有关情况，但他绝不令
人生厌地紧追某些问题不放。他健谈，知道的事也多，行车途中，丁老很喜
欢同他聊天，谈些文坛掌故，间或也讲些外国人说汉语的笑话。
他说中国话不仅地道，有时还显得“油”了些，如谈到胡耀邦同志访澳，
他说：“我们澳大利亚人很喜欢胡总书记的性格，他同我们霍克总理可‘哥
儿们’了！”
他对学语言有兴趣，肯钻研，方法也对头。他在文章中写道：他上大学
学汉语不到一年半，因厌于课程内容枯燥，请老师介绍一本语言不太难懂但
比较可读的中文书，老师推荐了巴金的《家》。他硬着头皮，在几周内把全
书似懂非懂地读完了。此后，他继续读巴金和其他作家的作品。在中国东北
念大学时，他与一位日本同学经常表演相声，他们的表演颇受欢迎，成为压
轴戏。以后，他就进而用中文写作。据他说，他写作的目的在于“练习外语
（汉语）的表达能力，把平时爱说的俏皮话写成文字”。
澳大利亚远处南半球，地广人稀，未受到大战的直接破坏，社会较安定，
工作有保障，加上许多福利设施和社会保险，人民在生活上可说没有后顾之
忧。这就养成澳大利亚人及时享乐的习惯，他们承认自己是享乐第一主义者。
在这样的社会里，白杰明没有为物质和享受所动，他是一个有理想和追求的
人。
按他的汉语水平，如想当官，满可以弄个一官半职；如想挣钱，则可到
某个公司或商社任职。但他只想做学问，至今仍是堪培拉国立大学的研究生，
每月拿有限的奖学金，研究中国的丰子恺（兼及当时的中国文坛）。实际上，
他的毕业论文唾手可成，之所以仍保持着目前的身份，主要是为了那种独来
独往的自由。丁老戏称他为自由派，倒是很贴切的。他家在堪培拉郊区，占
地宽广，他母亲在房子周围种了五百多棵树，他就在这清幽的环境里读书、
翻译、写作。有了愿干的事，出来“打打短工”，如这次接待我们这类差使。
就这样，他隔一段时间可来中国一次，接上最新的信息。这确是他善于创造
学习条件的聪明之处。
显然，他对中国文坛的消息相当灵通，反应也十分锐敏。按他的观点和
欣赏兴趣，最近以来，他翻译了杨绛的《干校六记》，高行健的剧本《车站》，
甚至连张辛欣新作《北京人》也译了几篇。陪同我们期间，他还在抽空翻译
吴祖光的京剧《三打陶三春》，为该剧在伦敦上演配字幕。上次来北京，他
采访了电影《黄土地》的摄影师，写文章在香港推荐了该影片。
做学问的人，离不开书。他喜欢书，涉猎也较广。他在中国书店买到一
本《贞观政要》，便引其中唐太宗的话（“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
善者，纵多亦奚为？”）写了一篇杂文。他读书时间抓得紧，也肯动脑筋。
1980 年，他从上海飞东京，在飞机上看完了鲁迅《朝花夕拾》的英译本，由
于过去数次看过原文，又曾译文，因此他对译文和注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喜欢通过书结识中国作家。回京后，我问起一位作家朋友怎么认识白
杰明的。他说，白杰明在《读书》上看到他写的文章，经人介绍去找他，他
送给白杰明有关的书和资料，还介绍白杰明认识了另一位作家。
他衣着朴素，而且他身上保存的中国“国粹”比我们这些中国人还多。
在澳期间，他总穿一件白棉绸中式对襟布扣短褂，这还是他在辽宁上大学时
买的。他的外衣是在洛阳拖拉机厂劳动时发的蓝色劳动布工作服。脚下总是一双黑布鞋。当然，也可理解为这种打扮是西方名士派最时髦的装束。他那
条灰布裤子尤其时髦，左膝盖外侧有个带盖的兜，他的钱财宝物都装在里边。
丁老笑问他：“你不怕扒手扒你？”他说：“这个位置对扒手不方便，最保
险。”参加正式宴会，他也舍不得换掉布裤子和布鞋。
他对学好汉语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当在香港《新晚报》上读到一篇以
骆驼穿针眼的故事取笑外国人学汉语之困难的文章后，他马上撰文反驳，指
出：“中国的文字和语言有悠久的历史，现代汉语也是一种非常微妙丰富的
语言。不过历史再悠久，词汇和语义再丰富还会有人学，也会有人学得相当
好。中国人在穿英语这个窄小的针眼，非中国人也会穿汉语的针眼。”此文
标题，他冠以《试穿针眼乐无穷》。
白杰明今年才31 岁，已有了很好的开端，他的路正长。相信他今后会有
更大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