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堪培拉拜访《半球》杂志主编亨德森时，他问我对堪培拉的印象如何？我随口回答他：一是马路上人少，因我们在堪培拉游览了两天，在马路上很少看到行人；二是灰尘少，两天中我没有看到过一个清洁工，可是那马路，总是油光水滑，清清净净，很难发现灰尘；三是烟囱少。堪培拉花草树木很多，一般人家的住宅，房子都隐藏在树林里，是看不到烟囱的。
亨德森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他听我谈了对堪培拉的印象之后，便笑笑说：“在我们堪培拉，还有三多，你看到了没有？”
我问他道：“不知有哪三多，你可以向我们介绍介绍吗？”陪我们去的还有澳大利亚外交部的格里先生。他看看格里先生，笑笑说：“苍蝇多。在堪培拉看到人手在半空摆动，你不要以为他是向人在招手，不，不是的，他是在打苍蝇。”
翻译郭贵芳在旁补充道：“堪培拉的苍蝇，还非常呆，落到人脸上，伸
手便能捏死。”
亨德森继续说道：“还有羊多。在国外都知道澳毛，就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羊。羊比人多，多好多好多倍数。第三，政府官员多⋯⋯”
我正要开口问他们全国有多少政府官员，格里先生抢先向我解释道：“我们国家正在精简人员，压缩开支。”他这么一说，我也就不便深问了。
澳大利亚羊多，我是久已闻名的。因此，每到一个地方，总想去参观参观他们的牧场，可是外交部对我们的日程安排上，单单没有这个项目。经过多次提议，到了墨尔本才做了安排。
这天夜里，下了一场小雨。雨不大，可是一直下到天亮也没有停。我们没有雨具，有人便提议，是否把这个项目取消。我坚持了：冒雨也要去。因为我一心想看看，以盛产羊毛驰名于世界的澳大利亚的牧场和我们的牧场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对我们国家的牧场，也只是从电影上看到的。因此，在我的概念中，牧场一定是大草原，还有帐篷之类，当然，也有穿着民族服装的牧羊姑娘，骑着骏马了。
我们一行四人，迎着蒙蒙细雨，到了墨尔本郊区。司机将车子驶进了丛林。这个丛林，在澳大利亚来说，确也算不上什么丛林，面积总共也不过几十亩大小。丛林里有三幢房子。一幢小洋房，是牧场主勃朗的住房；另一幢好像是参观者的饭堂或者展览室，还有一幢是牧场主人勃朗的课堂。因为每天都有从城里来的中学生，听勃朗讲授牧羊知识。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勃朗已外出了，等了好半天，一辆汽车开回来，车里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翻译小郭走过去，向姑娘说明来意，又把我们介绍给她。姑娘告诉小郭，她的爸爸很快就会回来。
既然主人外出了，我们只好在那里等着。雨，下下停停。我便随意到丛林里走走。可是，没有看到羊群，只是看到十几匹骏马和两头毛驴。我心想：这些马，可能是专为牧羊而驯养的。那毛驴干啥用呢？牧羊姑娘总不会骑着毛驴，赶着羊群游荡吧？最使我感兴趣的，还是勃朗家的两条狗。那狗关在铁丝笼里，不停地向我献殷勤，希望我走过去，将它放出来。
这两条狗，有一条和我们农村里养的狗并无不同，个子不大，身上全是黑毛，只有四个蹄爪是白的，颈下也有一片白毛花。另一条狗，据说是德国狗与澳大利亚本地狗杂交的，不仅高大，还有点像狼，使人感到有点可畏。当然无人敢去放它了。
勃朗终于回来了，他是一位68 岁的老人。一回到家，便把他的全家人领出来，排成队，向我们表示欢迎。他再三地讲，希望我们能多买点小麦和羊毛。他哪里知道，我们四个人，对做买卖全是外行呢？这家人，老夫妻俩，还有两个女儿。“就这么四个人，能养多少羊呢？”我心里暗暗在想。小郭一边和勃朗交谈，一边向我们报着数字。他的牧场，计有三千多只绵羊，一千多只山羊，几百头牛，另外还有马和驴。
山羊，是我讲的，因为这种羊，和我小时候放的山羊很相似。可是，他
们并不叫山羊，叫野羊。据说，这种羊的祖先，本是英格兰人家养的一种羊，
并不野，它们随着主人，从英格兰迁居到澳大利亚，它们的主人看到澳大利
亚遍地都是羊，而这些羊，不但比英格兰羊肥壮，而且身上的毛又细又长，
又纯和、又柔软。于是，便把它们抛进荒山，送进森林。年复一年，他们就
成为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野生动物。
勃朗的大女儿，不仅是一个牧羊姑娘，还是研究羊毛的专家。她对野羊
的毛花进行了研究之后，便又驾着飞机，到森林去寻找，把它们捉回来，放
到自己的牧场里饲养。据勃朗的介绍，这种野羊，身上的毛花很粗很粗，粗
得像钢针一样，毛尖还扎手，可是粗毛花里，还隐藏着一种特有绒毛，比绵
羊毛贵重，价格也可以高上好几倍，它可以在毛纺业上成为一种贵重的原料。
听了勃朗的介绍，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有趣的联想：我原对社会发展史是无知
的，参加革命以后，才知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猴子可以进化成人，人是
否也能再退化成猴子呢？我觉得人身上始终摆脱不了一种兽性。人是否也和
这些羊一样，会由家养变为野生，再由野生变为家养？太可怕了！
据说在澳大利亚国土上，既没有老虎，也没有狼，这便为野羊提供了有
利的生活条件。而且这种野羊繁殖力很强，在澳大利亚森林里成群结队，到
处游荡。勃朗父女，不但人人有自己的汽车，还有飞机。他的大女儿就是很
好的驾驶员，所以她经常驾着飞机，到森林里去寻找，发现了野羊群，就与
妹妹分头去捉。在他的牧场里的野羊，都是她姐妹捉回来的。
勃朗的牧场，有多少英亩，当时他是讲过数字的，因为我有个怪病，从
来对数字不感兴趣，就没有去记它。我们坐着勃朗的汽车在那一眼望不到边
的草地上奔驰了好大会，他才将车子停下，跳出驾驶室，两手叉腰，向四面
一望，说道：“我的羊全躲到哪去啦，怎么一个也看不到了。”
草原上，还洒着霏霏细雨，可是风很大。我走出车子，差点被风刮倒。
勃朗伸手将我拉到他的身边，脱下自己的雨衣，披到我的身上。他个子很高。
他的雨衣披在我身上，正好拖到脚面。他对我上下打量一下，又从头上取下
帽子，戴到我的头上。哪知他个子高大，头也特别大，他的手刚一放开，帽
子便从我的头上随风刮走，我和他追了好远，才把帽子追回来。
他的小女儿，开着汽车，带着一条狗赶来了。这条狗，就是我们在他家
课堂前看到的关在铁丝笼里的那条身体矮小的白爪白颈的黑狗。勃朗走到女儿的汽车旁，咕噜了几句，不知他是和女儿或者是和狗讲了什么，只是见他
的女儿，在狗头上拍了两下，然后开开车门，那狗便跳下汽车，走到勃朗脚
跟，往草地上一坐，仰起头，看着勃朗。
勃朗为着替我遮风挡雨，始终与我紧紧挨在一起。见狗坐在面前了，他
便将手举起，在半空划了一个大弧形，嘴里嘘了一声，那黑狗呼噜跳起来，
放开四蹄，奔向无边的草原。
狗，那条神奇的小黑狗，在那风雨中，越跑越远，越远越小，不一会儿，
再也看不见了。不过，我的两眼，还是朝那小黑狗奔跑的方向眺望着。
过了一会，不，应该说是好大一会，只见天与草原相接的远方，慢慢升
起一片灰蒙蒙的云头。那云头越升越高，慢慢向我们涌来，越涌越近，我终
于辨别出，那不是云头，而是羊群。
那羊群，在草原上奔跑着，忽儿向左，忽儿向右。但是，不管是向左还
是向右，始终结成一群，朝着我们所在的地方跑来。
羊群奔跑到勃朗面前，突然发出一阵叫声，不知是向主人问好，还是诉
说别的什么。勃朗将手扬起，嘘了一声，那小黑狗按照勃朗的手势，在羊群
后边坐下来。那些数不尽的膘满肉肥的大绵羊，转回头看看小黑狗，然后，
在那里动也不动，一只挨着一只，好像以亲昵的目光，看着它们的主人。
这时，我问勃朗：“你这些羊，长年放在野外？”
他回答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分昼夜，它们就这样自由自在地在
草地上吃着，玩着，游荡着。生活得很好。因为在我的牧场里，有着它们吃
不完的草。”
“冬天怎么办？”
“我们这里冬天不下雪，它们不怕冻着。”
“根据我的常识，绵羊是怕遭雨淋的。”
“我的牧场，周围都有树木，下雨，它们自己会躲到树棵里去。”
“自己？”我不禁愣了一下：“这些羊没有人看管？”
他风趣地回答：“人工太贵，我们雇不起人。”
“那你⋯⋯”
未等我把话问出口，他指指羊群背后那条小黑狗道：“全靠它。”
“它？”
“二十个牧工的工作，也赶不上它。到了剪羊毛季节，只要把它放出去，
羊群会一个不少地被赶到指定地点。剪完毛，它又将一群一群赶回到草原
上。”
“那你的羊，不是用人工配种？”
“不，我的种羊和羊群不是放在一起生活。待到春天，母羊发情季节，
放种羊一个月的假期，让它在广阔无边的草地上，过一段甜蜜的生活。”
“那产羔呢？”
“何时放出种羊，何时应产羔，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到时候还是由它，”
他指着那条小黑狗，“将羊群赶回，把母羊和羔子分开，各立门户，自由生
活。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并不难。”
“不怕你的羊，长年在野外生活，有丢失？”
他摇摇头：“我们从来没有丢失过一只羊，连一只小羊羔也未丢失过。”
不管他怎么摇头，我对他的回答，是有点不怎么相信的。我想，他根本
不可能把几千只羊，普查一遍，记下准确的数字，他怎么可能知道有无丢失呢？
我们的谈话还没有完。他的小女儿来通知他：为学生教课的时间到了。
原来，墨尔本教育机关，和勃朗签订了长期合同，每日有100 到120 名
中学生，到他的牧场来上课，由勃朗任教，专授牧羊知识课程，风雨无阻。
我们随同他回去，参观了教室和学生午餐食堂。为着不妨碍勃朗的讲课，便
向勃朗夫妇和他的两个女儿告辞了。应该再赘一句，这四个人，是否就是勃
朗的牧场或者还兼畜牧学校的全体职工呢？我想起他的狗。
牧师和他的两个女儿
一些澳大利亚朋友，在我面前，有意或无意，常常在言来语去中流露出
一种民族的自豪感。他们说他们的国家，在人口平均收入方面已进入世界上
前八名的行列。他们说，在他们的国家，就业情况良好，法律规定，失业人
数超过百分之八，政府就得自动辞职。但是也有人告诉我，在他们的国家，
失业者的人数是在不断的上升的。
在阿得雷德作家周期间，我遇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姐。她的中国话
讲得很不错。我问她的名字，她说叫榛莽。但她又声明说：“这个名字是假
的。”
榛莽现年26 岁，是一位曾留学中国的大学生，她所以不愿透露真实姓
名，就因为她是一个失业者。好像在国内大学毕业，又到中国留过四年学，
回到自己的祖国，还是没有职业，有点太⋯⋯。
榛莽的父亲是牧师，已是78 岁的老人，已退休。他们家的生活，全靠父
亲过去的储蓄。据榛莽讲，每年约有1.4 万澳元的利息收入，生活也算过得
去了。
她的父亲一生无子，只有两个女儿。榛莽是老二。她的姐姐沃里现已34
岁了。
沃里是个爱放纵自己的姑娘，从小就不受管教。父亲无法，便将她送进
中学，强迫她住校。有一天夜里，她竟跳窗逃走了。父亲又把她送到艺术学
校去，想用艺术吸引住她，使她的性格安定下来。
沃里在艺术学校学习绘画。她的成绩很好，但是，在思想意识上，又发
生新的支叉——使她父亲不可原谅的支叉：她竟然宣布她是无神论者，还倡
导什么性解放。宣扬无神论，就是对上帝的背叛，倡导性解放，就是对宗教
伦常的亵渎，这对于做牧师的父亲来说，当然是大逆不道，于是便将沃里逐
出家门。
沃里亵渎上帝，却喜爱动物。她不但学了好多饲养动物的知识，研究各
种动物的特性，还会给动物看病。她的住房，既是动物园，又是动物的诊疗
所。她长年与狗、猫、蛇、鸟、袋鼠、树熊吃住在一起。据榛莽介绍，澳大
利亚是地球上年代古老的陆地，在内陆地区，沙漠里寸草不生，既无野兽的
足迹，也难听到鸟鸣。但是，沃里却不畏艰苦，冒着生命危险，到那里去考
察和研究。也许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吧，沃里在摄氏50 度高温的死一般寂静的
沙漠中，意外地发现了埋藏着的宝石，还找到鱼和贝类等海洋生物的化石。
后来，她成为一家宝石店的女店主。
沃里虽然在阿得雷德自开一爿宝石商店，但是，她仍没有放弃研究动物
的工作。在澳大利亚，蛇是不常见的爬行动物。据说，一天有这么一家人家突然
发现屋里有一条长虫，怕得要死，谁也不敢去动它，只好打电话给爱护动物
协会。爱护动物协会接到电话，立即派人赶到现场，去的人，一看是蛇，也
感到瘆得慌，不知如何办是好。这时，有人提到沃里，说她是养蛇的人，一
定知道怎么办。电话打到她家，她来了。其实非常简单，她提起蛇的尾巴，
在半空抖了几抖，往带去的口袋里一装，拿回家里。从此，沃里被聘请到爱
护动物协会工作。但是，她的父亲仍不允许沃里进入自己的家门。
榛莽在她父亲的心目中，是最理想不过的女儿。她既是上帝的虔诚的崇
拜者，又是父母的无条件的顺从者。她18 岁中学毕业后，父亲让她报考大学，
在报考之前，请了家庭教师，为她上了一个月的打字课，然后带着她到欧洲
去旅行。
她的父亲原是英国人，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到西欧去旅行，第一站当然
是英国了。她随着父母，坐上轮船。到了英国，天天忙着跟父亲去看他的老
同事，老朋友，还有亲戚。一连忙了两个多月，还没有看完，她实在有点发
腻了，便向她父亲提出，她不想旅行，只想工作。父亲便答允她的要求，将
她送到瑞士一个国际基督教大会堂工作。名为接待员，实际做的是打字、接
电话、卖邮票之类的事。她说，她虽是出生于一个牧师的家庭，对教会的实
质并不了解。她在国际基督教大会堂工作了一个月之后，她多少才有点明白，
所谓上帝，只不过是“愚民”、是“欺骗”。她便毅然离开了国际基督教大
会堂，投向深山，在一个小村子的旅馆里帮助旅客铺床，洗衣服，打扫房间。
通过劳动的机会，与社会取得接触，很好的练习了她在中学学过的德语和法
语，因为这个小村子全是说德语的，旅客中又常常有说法语的。
榛莽在瑞士工作了两个多月之后，随着父母，坐上轮船，回到澳大利亚。
她考进了大学。
她在大学里读的科目是：汉语、音乐、法语、人类学、亚洲发展和中国
政治学。她对中国有了兴趣，大学一毕业，便申请来中国留学，专门研究中
国音乐。
榛莽在中国留学四年，学的是乐理。回国后，因为全国大学都没有这门
课程，她只有失业在家。
按照澳大利亚国家的规定，失业者每周可以领取失业福利费58 元，另外
还发一张失业卡。有了这个卡，一不交所得税。二是到国家医院看病受到优
待；三是坐公共汽车、电车不买票。还有住房也受到优待了。但是，她总觉
得，一个出国留学四年的大学生，回到国内，仍是一个失业者，靠领失业金
维持生活，总是有点不大光彩。
她对我说：“我出生在澳大利亚，也到过西欧，比较起来，我还是向往
中国。”
我说：“我们中国，在经济上，目前还不太富裕。”
她说：“我希望过一种有道德、有理想的生活。人，总不能只为了物质
享受活着，不能光为了钱活着。人，应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有真挚的友情，
有高尚的道德，有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如果只讲金钱，只讲物质，而人情
淡薄，尔虞我诈，太没有意思了。”她发表了这番感慨之后，又对我说：“我
很怀念在中国的四年。我又申请了，再回中国去工作。我估计，会被批准的。”
“大概什么时间能去？”
“最迟到秋天，就是今年的秋天，我一定到中国去。”我握握她的手：“好！我欢迎你，欢迎你到我家里作客。”
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了。
在我们离开阿得雷德的早晨，榛莽和一位老人赶到旅馆去。榛莽介绍说，
老人就是她的父亲。我一看，这位老人，足足比我高有八九寸，一头白发，
连胡子和眉毛都成银色，便问老人道：“你的女儿，要到我们中国去工作，
你同意吗？”
他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榛莽告诉我：他如果不同意，就不赶到旅馆
来送行了。我向老人表示了谢意，又转向榛莽：“好！中国见！”
“中国见，中国见！⋯⋯”我们的汽车已转向高速公路，榛莽和她的父
亲及其他送行的人，还排列在旅馆的大门前，向我们招着手。我还隐约地听
到那三个字：中国见！
悉尼街头拾零
布里斯班是昆士兰州的最主要城市。但是接待人员告诉我，我们访问昆
士兰的目的，不是想看城市，而是去游览黄金海岸，因为黄金海岸是世界著
名的游览胜地。可是按照接待单位的时间表，我们晚上6 点才去黄金海岸。
据说从住地到著名的“冲浪者天堂”还有六十多公里路程，赶到那里，已是
日落黄昏，这还游个啥呢？接待人员讲，可能是让我们去看看黄金海岸的“夜
生活”。
“夜生活”这三字，对我来说，是个新鲜的名词，它包涵一些什么内容，
也不清楚。但是，既然安排，我只好乘车去了。
我不懂洋文，沿途只看到霓虹灯闪闪烁烁。汽车在公路上驰骋。大约在
7 点50 分，到了一座城内，进了退伍军人俱乐部。我这才被告知，我们的车
子已穿过黄金海岸，到了双城。
从退伍军人俱乐部出来，已是深夜11 点40 了，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心
里好不气恼！也就向我们大使馆的翻译提出：“这样的安排是不大合适的。
游览黄金海岸，既未看到海，也未看到岸，什么‘夜生活’，也不过是马路，
霓虹灯，喝酒，跳舞，看电影，有啥好看的呢？”可能是我的意见起了作用，
第二天早上告知我，去悉尼的航班已作了改变，原定从布里斯班乘机，改由
黄金海岸上机。我一听便明白，所谓改变，就是为我们重游黄金海岸提供一
个机会。
黄金海岸，真是名不虚传，确确实实是一个游览的好地方。可惜给我们
的时间太短，只有4 个小时，不过我们还是充分利用了这4 个小时，观看了
水上滑板表演，欣赏了海豚的嬉耍，还到了“冲浪者天堂”，在那4 米多高
的巨浪中，搏斗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悉尼，已是下午近5 点了。
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海港城市，新南威尔士州首府，也是澳大利亚最
古老的城市。据澳大利亚朋友介绍，澳大利亚号称全国有1500 万人口，实际
只有1400 余万，但是，墨尔本和悉尼两个城市，就占去一半。
悉尼位于塔斯曼海伸入大陆25 公里的杰克逊湾两岸，有长达1100 米的
大铁桥连接城市两端。悉尼大剧院就在大铁桥旁边的海面上。我们去参观的
这一天，正好是建桥50 周年。因为是大桥生日，任何车辆也不准从桥上通过。
我们只能站在大剧院的广场上，听我们的司机的介绍。悉尼这座城市，是由
许多小市镇组成的，小镇与小镇之间，有树木青翠的天然大公园，占全市面积五分之三。天然公园里有许多珍奇动物，尤其是袋鼠，在这个公园里最多。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一走进树林，就会被袋鼠围住。悉尼又是澳大利
亚经济、交通、贸易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天然良港之一，有定期海、空航线
联系英、美、新西兰等国家。工业方面，以石油提炼、机械制造、化学和纺
织等为主。文化艺术方面就用不着多讲了，看看大剧院就知道了。
悉尼大剧院，确是很了不起的建筑。据司机讲，主厅——音乐厅有2600
个座位；另外还有三个小厅：一个电影院，一个话剧院，一个歌剧院。这四
个厅的支架全部是用的铝合金，墙壁的玻璃板是法国特制的一种防弹玻璃，
顶层的瓦片是瑞士的。整个剧院的建成，共花费一亿零二百万澳元。
据说对于大剧院的建造，当时在州议会中曾有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一
派认为悉尼只有三百多万人口，已有歌剧院和音乐厅了，不必再花这么多钱，
在海面上建一个大剧院。另一派意见认为，悉尼港是太平洋上的一个重要港
口，建一个像样的剧院，有世界影响，花得再多一点也值得。但结果还是建
了。按照目前剧院收入来计算，在17 年之内不但可将投资全部收回，政府每
年还可通过剧院卖出120 万元的彩票。
离开悉尼大剧院，我们沿着海边，在悉尼市郊绕了大半个圈子，又转向
市中心。因为沿海边全是浴场，我们在“冲浪者天堂”游过水，再看这些浴
场，已不感兴趣了。
车子行到一条街。奇怪，怎么在街头有用汉字写的对联？
澳陆风光物阜民康邦交友善
中原气象德门义路礼让仁风
我请司机将车停下，下了车，走到街里去。
这条街不长，站在牌楼下，可以看到街的那一头也有一个牌楼，牌楼上
也有汉字对联。可惜只看清上边一半，写的是：
继往上国衣冠⋯⋯
开来大同世界⋯⋯
街上的酒楼、菜馆，招牌都是写的中文。走进商店里，发现货物也大都
是中国产的，连蔬菜店里的榨菜也是从中国运去的。
翻译告诉我，这就是人们讲的唐人街。所谓唐人街，也就是中国人聚居
的地方。
我们离开北京已有二十多天了，对这条街感到格外亲切，便以主人的身
分邀请司机，在一家菜馆，共进午餐。
我们在澳大利亚游览了六个城市，从未看过电影，为着了解澳大利亚的
电影艺术的发展，我们也曾访问一个电影学校，亦与学校师生座谈过，但是
总想能看一次电影，实际了解一下他们电影艺术水平的高低。走进第一个电
影院，看看广告，全是香港和台湾的影片，无意思。又到第二个影院，发现
放映的影片全是西方的，从那些五颜六色的剧照中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它的内
容，也不外乎“色情”“凶杀”四个字。我们正要离开，这时一个六七岁的
女孩子，可以说，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贴到从维熙身旁，伸出手，向维熙
要香烟。我们在澳大利亚走了六个城市，所见到的澳大利亚人，不分男女，
对我们都表示很热情，很友好，却从未遇上这么一个要香烟的女孩子。她拿
到香烟，仍不离开，又伸手要火，而且用英语跟维熙说个不停。维熙听不懂
她的话是说什么。我便走过去，问她道：“你要什么？”
她一听我的口气比较严肃，便走开了。事后司机才告诉我：那种女孩子是悉尼的雏妓。这些小女孩不但在电影院门前可以遇上，别的街上也可以遇
上。不但夜晚出来拉客，白天也站在街上，兜揽生意。听了他的介绍，我许
久讲不出一句话来。
也是在悉尼街上，我们见到两个男人，怎么看他也是男人，可是他们却
着一身非常鲜艳的女人的服装，脸上搽着粉，头上戴着花朵，颈上挂着晶光
闪闪的项链⋯⋯。看了使人感到恶心。据介绍，这种异态“女人”，在悉尼
很时髦，因他本来是个男人，经过一种“最现代化”的手术，已变成女人了，
而且是最时髦的女人，不但有恋爱的自由，还有结婚的权利。这种异态“女
人”与男人在街上手挽手行走，可以成为报纸上的重要新闻。真是当今世界，
无奇不有！
我们的汽车，转向一个车辆较少的街道，正行之间，忽见马路旁，一个
年岁约摸七十上下的老人，手中拿着一块黄色的木牌，往空中一竖，我们的
车子便停下来。
我还以为是什么检查站。可是那个老人看也不看我们，待两个小孩过了
马路，才将手中的黄牌放下，车子放行了。我问翻译：“这是干什么？”
翻译说：“黄牌警察。”
黄牌警察？我在澳大利亚走访了6 个城市，逗留22 天，未见到一个交通
警，也未听到过喇叭的叫声，怎么到了悉尼，在这个小街道上冒出个“黄牌
警察”呢？
翻译向我解释，所谓黄牌警察，并不是警察，而是一些退休者，自愿走
上街头，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做些义务性的服务工作。他们是专门为保
护儿童安全的义务工作者。
在澳大利亚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大都是高速公路。公路上的汽车一辆
接一辆，来往不断，在没有红绿灯的地方横穿马路是不易的，尤其小孩子更
为危险。因此，他们设立的工作点，大都不是在繁华市场或者交通要道，而
是在一些小街小巷，没有红绿灯的岔道口，或者靠近小学和幼儿园的周围。
他们手中的黄牌，大约有一尺长，八寸宽，下边有个二尺来长的木把，可是
他们的权力却很大，只要他们手中的黄牌一竖，不管什么车子都得停下来。
“要说权力，我想这也应该算是一种权力吧，一个退休者，能有拿起黄
牌的权力，有什么不好呢？我就尊重这种权力！”
这是我当时对翻译说的话。
时间虽然很短⋯⋯
我和从维熙都不懂洋文，只有艾明之稍稍懂得一点。因此，我们从不在
没有翻译陪同的情况下，离开旅馆。这一天下午，艾明之突然游兴大发，提
出要逛超级市场。我因天气太热，不愿出门，同时，对逛市场也无兴趣，便
没去。维熙便与他去了。
他们下午1 点去的，到了5 点还不见回来。我正在家发急，晚上还有华
侨约会。我便问陪同他们去的郭贵芳：“他们已经4 个小时了，怎还不回来？”
小郭说：“我与格雷走时，他们两人还在超级市场，说转一会儿就回来。”
“这两人真没一点根。走时，我还关照他们，人家陈兆华晚上5 点来接
我们。”
“他们知道晚上有约会，就应该回来哟⋯⋯。”我们两个人正在发急，艾明之和从维熙走进房来了。
我对他们回来迟了，很不满意，说：“你们明明知道晚上有约会，怎么
到这么晚才回来呢？”
从维熙脸上还带点温色，沉沉的，一声不吭。艾明之有点尴尬道：“我
们今天，出了笑话。”
我一听说出了笑话，忙问：“笑话？出了什么笑话？”
艾明之道：“我们从超级市场出来，我说应该往右拐，他硬要往左，走
错了路⋯⋯”
从维熙抢着申辩道：“怎么又是我，我说你走得不对，你不相信嘛。”
我一听说是走错了路，也就放心了，对艾明之道：“你不是会两句洋文
吗？”
艾明之红着脸，笑着：“最后，还是我那两句洋文起了作用。”
他的两句洋文，是起了什么作用呢？
是这样：去超级市场时，是翻译郭贵芳与格雷领着他们去的，到了超级
市场他们便对郭贵芳说：“你有事就先走吧，我们在这里转一会便自己回去。”
两人走超级市场也只有一个多小时便出来了。超级市场四面都是门，进这门
出那门，就是两个不同的街道，是应向左呢？还是应向右呢？两人都搞错了
方向。走呀，走呀，就走出市中心了。
这个市，一出市中心，便有一公里宽的环城公园，花草，树木，到处都
是差不多，不熟悉道路的人，也确实有点不大容易分辨得清。
他们两个人，一路上，他埋怨你，你埋怨他，埋怨来埋怨去，埋怨到最
后，两人干脆在马路旁大树底下一个石凳上坐下，不走了。
一位澳大利亚朋友——未有留下姓名的朋友，一见就知他们是两个迷了
路的中国人，便主动向前问明他们的住址，开出自己的车子，将他们送回旅
馆来。
我与小郭听了他们讲了详细经过，都非常感激，又埋怨他们没有问明这
位澳大利亚朋友的地址和姓名。如问清了，我们应该去向这位朋友道谢，或
者至少要写一封感谢信嘛。
这件事，使我想起一位澳大利亚人说的一句话：“中澳人民之间的友谊，
确是非常深了。”
这是我们去访问曼南村时，一个铁工的夫人——派特，她这样说的。派
特还向我们描绘了九年之前广州杂技团去曼南村演出的盛况。曼南村是不大
的集镇，全村各行各业全算在内，也不过两千多人。只和我们一个大队的人
口差不多。可是欢迎广州杂技团时，排列街上的欢迎队伍却超过两千人。因
为，不但全村家家户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出动了，还有附近的也来参
加了欢迎的行列。
在那里，欢迎一个外国演出团，完全是靠群众的自愿，既不能用行政命
令，也不存在“组织动员”，是人民友谊的表示。派特说，她之所以向我们
描绘一番欢迎盛况，只是为着告诉我们，曼南村人民群众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是特别深厚的。她用“深厚”这两字，表现曼南村群众的自豪。
在我们从曼南村回来的路上，汽车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房里出来两个人，
看了看车里的乘客，又同司机说了些什么，然后，一个去取加油器，另一个
赶快提来一个铝桶和洗帚，为汽车洗除泥土和灰尘。这类可能不大引人注目
的事，或许可以说是澳大利亚的一种高尚的社会风气。但在我看来，也可能是对中国人友好的举动，因当他们加好油，洗净车子之后，都向我做了一个
表示非常友好的手势。
我的这种判断，在我到了墨尔本之后，通过几个澳大利亚朋友的口，得
到了证实。
墨尔本大学的西门教授，在他的海滨别墅里为我们举行了非常丰盛的家
庭晚宴。不仅西门教授一再向我讲，中澳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深厚的，
宽广的；参加晚宴的一些学者们也是这样讲，连西门的夫人举杯时，也说我
们两国人民应该珍惜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友谊。
安德森是澳大利亚一位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他去年访问中国时，我们虽
是见过面的，但还称不上是老友。这次，他刚刚在头一天晚上参加了招待中
国文联代表团的宴会。宴会上，因为多贪了两杯中国茅台酒，他醉了，在楼
梯口，由二楼滚到一楼，被连夜送进医院，头脸缝了十几针。第二天当他醒
来时，听说我们已到了墨尔本，便从医院跑回家，向家人讲他要到旅馆看我
们。他的夫人不同意，因为他头上缠着纱布，脸上挂着彩，手也受了伤。她
怕客人知道他因喝醉酒而滚下楼梯，受了重伤的事，有损一个作家的形象。
他的儿媳妇也在旁劝他说：“堂堂的一个大作家，头上、脸上，还有手上，
扎的、包的，也不怕中国作家笑话你。”他却说：“正因为我带着伤，从医
院里跑出来，才能表达出我与中国作家的友谊，是真挚的。”他终于逃避医
院的护理，拒绝夫人和儿媳妇的阻挡，跑到旅馆来，和我作了长时间的亲密
交谈，在我一再的劝说下，才又回到医院去。
还有一位小说家叫沃腾。我曾读过他的小说《不屈的人们》。
沃腾先生现年70 岁，原是墨尔本笔会主席，现在专门从事写作，他为人
非常诚恳、坦率、热情。一见面就告诉我们，他听说我们要去拜访他，非常
激动，立即打电话给他的两个好朋友，约他们到他家一起接待我们。他说：
“澳大利亚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已不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在150 年
前，中国的淘金者已和墨尔本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一边讲着中国淘金工人与澳大利亚人民的友谊历史，一边又从书橱里
拿出两本英文本的小说，送到我面前，说：“这是丁玲和老舍的小说。我很
喜欢丁玲的小说。”
我不认识英文，对小郭说：“你看看，这是丁玲的哪一部小说。”
小郭看看书名，告诉我，是《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我便对沃腾说：“我
开始学习写作时，就读这部小说。它给了我很多启示，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
很喜欢它。”
一谈到作品和作家的生活，我们的谈话格外投契，格外亲切了。他说：
“我有一位老朋友，推心置腹的朋友——马歇尔。⋯⋯”
我一听说马歇尔，忙插上一句：“马歇尔的小说，我看过，有中译本。”
他接着说：“我本想约他一起和你们见见面，谈谈心，很不巧，我打电
话给他，他进医院了。”
“是病了？”我又一次打断他的话。
他慨叹一声：“唉！他的身世很惨。写了一辈子小说，出了好多书，如
今年老了，唉！年老了，儿女都不问他。一个人，孤单单的一个人，只有住
进老人院。”
我又问道：“老人院有人问吗？”
他说：“老人院是政府办的，属于慈善性质。那里有医生，有护士，生了病，总还有个人照顾。”
我们从两国文学现状谈到作家生活，从开展笔会活动谈到如何加强两国
作家的交往⋯⋯谈了很长时间。当我提出告辞时，他仍依依不舍，又邀请我
们到他的花园里，欣赏他亲自培植的各种花草。后来当我们走出他的家门，
在他的门前与他合影时，他建议我看一本书，这本书是写中国人到澳大利亚
淘金的事情。我问小郭大使馆是否有这本书，小郭说她看过，有这样一本书，
名字叫《中国来的淘金者》，作者是香港人，但有一半欧洲人血统，名字叫
吉延斯，是位女作家。沃腾还表示。他要向写澳大利亚历史的人提出建议：
写到墨尔本的开拓与建设，应重重地写上中国人一笔。在我和他握手告别时，
他与他的夫人，同声说：“遗憾的是，我们相见太晚，交谈的时间太短。”
我说：“时间虽短，我们之间的情谊却是深厚的。”
“我经常想能到中国旅行一趟。”
“但愿我们能在中国再次相见。”
我们就这样告别了。
缅 怀 祖 国
飞机，从堪培拉到墨尔本，再由墨尔本转航阿得雷德，总共航程，也只
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们到阿得雷德正是午后，天气非常炎热，走下飞机，好似猛一步跨进
淮北农村的烤烟房，连那水泥地上都喷出热流，直往怀里冲。
从飞机的舷梯到出口处，满算也不过二百来米的路，我艰难地走着，从
头到脚都沁出汗珠。我想是因为我穿的西装，太厚。
我一边擦着脸上汗珠，一边走出出口处，这时，只见一位袒胸露臂的女
士，好像一只百灵鸟似的叫着，展开双臂，向我猛扑过来。
起先，我还以为她是一位西方女郎，见面了，她却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自
我介绍，我才知道她原来是一个中国人，她的名字叫：陈兆华。
由于连续几天的旅行生活，再加天气闷热，我的心脏不大适应，在飞机
上已有点不舒服，到了旅馆里，虽是有了空调，仍感到头晕目眩，连挪动一
下也感到是负担，当然更懒得去招待客人了。她倒像主人似地问我了：“我
们喝点什么吗？威士忌？啤酒？橘子水？汽水？咖啡⋯⋯”
我一手托着额角，抬起眼看看她，道：“什么也不想喝，只想坐一会儿，
休息一下。”
她便走到冰箱前，说道：“我可得喝一点，嘴早都发干了。”边说边自
己打开冰箱。
她是一个爱说话的人，而且也是非常会说话的人。一边喝着矿泉水，一
边说道：“半月之前我就打听到，你们三个人要来阿得雷德。今天，不，是
昨天，我向外交部问，你们什么时间到，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到机场去接你
们，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到机场去接你们。”
听她口气，好像与我们三人之间某一个人很熟悉似的。我问道：“你回
过国吗？”
“我前年回去的，北京，上海我全到了，就是没有去你们安徽。”
“安徽有世界闻名的黄山⋯⋯”
“黄山！黄山归来不看山。看了黄山，澳大利亚就没有山了。”“山还是有的，不过矮了一点。”艾明之在旁插了一句。
我便将话题转到上海，问道：“你们在上海见过面吗？”
陈兆华道：“没有见过面，我读过《火种》，《大墙下的红玉兰》我也
读过，还有你的《风雪》。”
她这么一说，我便明白，她不过是读过我们的作品，并不认识我们，便
说：“很抱歉，但愿你不要中毒。”
“你放心，我是不会中毒的，因为我没有看出它的毒在什么地方。”
“不是毒草，也许是一棵莠草吧。”我又补充了一句。
“当时我们学校，都在批《风雷》。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个脾气，别人
越批评我越是要看，两天就把它全看完了。”
“这么说，当时你还在国内？”
“我怎么不在国内呢？我是在国内上的学。当时还是红卫兵小将哩。”
“那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
“我来的时间可长了，1970 年就来了，因为父亲是华侨，看国内武斗，
不放心，就把我接出来了。我们一家都在阿得雷德大学。我在阿得雷德大学
任教，丈夫在阿得雷德大学图书馆工作，一个男孩在大学读书⋯⋯”
当时，我们的住处人很多，有的是华侨，有的是从国内来的留学生，都
想从我们这里了解一点国内情况，尤其文艺界的情况。因为他们在国外，所
能知道的情况，全是从海外一些报纸和杂志上看到的，有一些消息是很不真
实的，有一些又真假难辨，这就更引起他们对国内事情的关注。他们要询问
的许多事情，我们当即都作了回答。虽然回答得简单一点，但是，他们都很
满意的离去，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的回答是真实的。
在我们离开阿得雷德的前一天晚上，出了一个笑话。艾明之和我讲，有
个华侨已来好几次电话，一定要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作客。我们便接受了邀
请。下午5 点，我们从曼南村回到阿得雷德，一位华侨已在旅馆里等着，我
们连脸也没来得及洗一洗，就忙着又上汽车。我刚刚坐上汽车，又来了一辆
车来接我们。我便问艾明之道：“你怎么一个女儿可以嫁两家呢？”他说他
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搞了半天才把事情弄清楚。这两位华侨，一
名姓郑，一名姓许，祖居全是广东，我和从维熙不懂广东话，艾明之自称是
老广东，因此，凡是说广东话的朋友拜访或电话全由他出面接谈，郑、许两
个姓，他弄成一个人了。既然两家全来接了，我们三人只好分开，艾明之和
从维熙跟郑显威去，我和翻译郭贵芳到许志诚家去。
许志诚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他一早上跑到二十多公里之外的地方
把他的母亲接来，还有他的亲戚和朋友，找了许多。这一晚上，我们不是在
吃酒，而是在谈祖国。每个人都是在谈自己，在谈自己的童年，在祖国受过
什么教育，游览过祖国哪些名胜古迹，从桂林山水，到苏、杭二州，对祖国
一草一木，都历历如在目前。
也是在阿得雷德。一天，我们在银龙酒家午餐，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
拿着一个凳子，坐到我们身旁。她自我介绍说，她叫邝志忠，出生于广州，
也在广州上的小学，还当过少先队的大队长，如今成了银龙酒家老板。她再
三向我们提出，要请我们到她家去作客，由她亲自做一次家乡饭招待我们。
我们实在安排不出时间，只好答允在我们离开阿得雷德这天，上飞机之前去
她家。
我们所以答允去她家，只是表示盛情难却，并没有想要她招待我们。哪知她得到我们的应允，头一天便和弟弟，还有弟媳妇在家忙开了，连夜亲自
做好鲍鱼鸡丝粥，烤鸭，沙河炒面等等，在家等着我们。我们问她为何要为
我们这么忙碌与花费呢？她回答得非常简单，是出于对祖国的怀念。她认为
我们能到她家去作一次客，就等于她回一次故乡。
我说：“你在这里混得还不错嘛。”
她说：“从物质上说，我们是不错。我在阿得雷德开了银龙酒家，我的
先生在墨尔本也开了一个饭店。我们有两幢很漂亮的洋房，有游泳池，有娱
乐室，坐在家里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影片，欣赏各国的舞蹈、音乐和风光，
但是，我的心仍在祖国，思念祖国，思念乡亲。因为那是生我、哺育我的地
方。”
还有，我们到了墨尔本，我一看日程表，有“王大卫宴请”一个项目。
我便问翻译：“王大卫是什么人？”
翻译告诉我，王大卫是墨尔本一个顶大的华人财团的名称。王大卫的父
亲是江苏海门人，于1948 年到了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市中心开一个工艺品公
司，墨尔本的工艺品全由他独家经营。
王大卫本人，在两年前已去世，现由他的夫人继任董事长，她的大儿子
王兴卿在经营总公司业务，下边还有八个分公司。
王兴卿亲自来接我们，并与他的母亲，他的夫人和他的弟弟等等，陪同
我们参观他的公司门市部。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名的工艺品，在他的公司里
都能看到，也都能买到，在门市部陈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工艺品，从小小的
竹筐到地毯，从草麻织物到玉雕，应有尽有⋯⋯。
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听他们母子的讲解。使我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讲
解并不是为着向我们做广告，而是要我们知道，他们对祖国是多么热爱和怀
念！
到了昆士兰，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六十多人的欢迎宴会，也不是在
宴会上那些部长与上层人士为着中澳两国人民的友谊讲的很漂亮的祝酒词。
而是在宴会之外的华侨，不管走到哪里，所碰到的华侨，无一不把我们当着
亲人看待，他们的千言万语，最后都归结到一句话：缅怀祖国！
到了悉尼，崔更生总领事约请我们便餐，我问他：“你知道，在澳大利
亚的华侨，对祖国的情感是如何的深厚吗？”
他说：“我们都很了解。要算华侨，在澳大利亚并不多，因为大多数华
侨已入了澳籍了，只能称为华人，但是，他们虽入了澳籍，心还是向着祖国，
怀念着祖国。你不管走到哪，他们成立的团体，挂的牌子，还是‘华侨社’
或者叫‘华侨联谊社’。”
说来说去，得出的结论，仍是四个字：缅怀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