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觉醒，世界将为之震动。”这是拿破仑在1816年说过的一句名言，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曾引用过。1972 年法国政府部长、著名学者佩雷菲特曾来华考察，回国后借用拿破仑这句话，以《中国一旦觉醒》为题，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当时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高潮，访华的外国人很少，而能够以耳闻目睹的事实，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书籍更是凤毛麟角。因此，这本书一问世，便引起人们很大关注，在法国风行一时。尽管这位法国右翼人士在那样特定的情况下来华访问，免不了对中国产生误解与偏见，但许多人认为，他对中国的介绍是“合乎情理的”、“容易为人接受的”，所以至今这本书仍为许多人津津乐道。此后，佩雷菲特先生一直关心中国的发展，又多次访华。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他参观城市、乡村、工厂、学校、去过西藏，还沿“丝绸之路”游历考察，走遍了几乎整个中国，写了好几本介绍中国的书，被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佩雷菲特现在是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科学院院士，是目前法国发行量最大的、著名的《费加罗报》编辑委员会主任。
我们与他约定的会面时间是接近傍晚，已经过了下班的时刻。坐落在市中心“卢浮宫大街”上的《费加罗报》编辑部空空荡荡。传达室的工作人员将我们领到他的办公室，介绍给他的女秘书。女秘书请我们稍等，因为佩雷菲特正在与人谈话，可见他的工作日程排得多满。不一会，佩雷菲特从里屋送客人出来，接着，向我们热情问候。他的一头黄发已经变得灰白，但梳理得整整齐齐，目光炯炯有神，讲起话来声音宏亮，思维十分敏捷。他将我们引进自己的办公室，请我们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开门见山，话题一下就转到中国之行，向我们讲述了访华观感，热情地称赞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成功。
佩雷菲特先生说，中国目前执行的现代化与对外开放政策是非常大胆的举动，它与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关闭锁国截然不同，也有别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政策。可以想象，在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进行这样伟大的变革是件极困难的事。但几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政策取得了成功。当然，中国也遇到一些问题。除非什么事情也不干，一切维持现状，否则总难免遇到些麻烦。
佩雷菲特说，这些年按着价值法则办事，推行商品经济无疑大大推进了中国的发展。他举例说，几次访华期间看到饭店的服务就有明显变化，究其原因不外乎是饭店数量增加、外国人经营的饭店也建起来，有了对比，有了竞争。与此相反，他感到中国民航的工作仍需改进。他曾遇到起飞不准时、路上没水喝、行李丢失等问题，他认为其根源也正是由于乘客多、飞机少、竞争不够所造成的结果。他说在访问农村过程中遇到过一些养鸡专业户，年收入超过数万元，盖起新住房和鸡舍，由此他看到了个体经济的迅速发展。佩雷菲特先生说，在参观中看到北京、广州等地的汽车明显增加了，道路也有很大改善，但还是显得狭窄，车辆流通不畅，经常阻塞，这就造成许多时间与财力的浪费。所以，他深感中国有大力开发与建设公路的必要。他说北京与天津之间及广州市周围没有畅通的公路是不行的。同时他也认为北京上海之间应兴建类似法国自巴黎至里昂等地那样的高速铁路，火车每小时平均运行270 公里。巴黎至里昂460 公里的距离，只需2 小时就能到达。这样一个快车干线必将会给北京、上海及整个中国的经济以巨大推动。
佩雷菲特至今仍热心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摆着许多有关中国的图书，自己的办公桌上还摊放着法汉辞典及汉语会话课本。显然，中国的政治问题是他关心的重点。他说，在中国还有官僚主义需要克服，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需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待遇也待改进。他相信，中国政府会为此采取相应措施。接着他说，有些西方人，也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人主张实行西方的民主并将它摆到与现代化平行的地位。“我不赞成这种意见”，他明确地说。“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中国应当走自己的道路”。他说，“近10 年来，中国的民主与自由已有很大发展，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话题转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和香港、澳门问题。他说，有人和他谈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及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协议都不过是“一纸空文”，怀疑中国会认真遵守。佩雷菲特说，“我是相信中国会遵守这些协议的”。他列举了三条理由：第一，这些都是国际协议，中国会严守国际信义；第二，在“一国两制”前提下，香港、澳门保持原来的制度符合中国的利益；第三，“一国两制”也为将来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最好办法。谈到法中两国关系，佩雷菲特先生说，20 多年前戴高乐将军及毛泽东主席做出历史性决定，建立了两国外交关系。两国政治关系不断发展，相互了解也不断增进，但令人遗憾的是两国的经济关系却裹足不前。他列举数字说，1981 年法国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40％的份额，1986 年下降到12％，落到其他一些西欧国家之后，后几年也没有大的变化。这种局面需要改变。佩雷菲特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在不断考察与研究中国现实的同时，他也感到必须熟悉中国的历史，只有了解中国的过去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自1989 年之后他又写了两本介绍中国的书；重点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